引子(28/40)
“所以你们就排查了这个区域的居民，看韦玲玲住在哪里？有没有同居的男人？”我问。
陈诗羽点点头，说：“派出所所长对这个区域的人口进行了甄别，认为韦玲玲唯一有可能居住的，就是一百三十五户出租房的其中之一。”
“这范围已经很小了呀。”我说，“找附近的人看看照片，不就有线索了？”
陈诗羽叹了口气，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奇了怪了，除了那个裁缝认出了她，其他人居然没有见过她的。后来蔡队长说这种卖淫女，都是昼伏夜出，也不和邻居打交道，所以认识的人不多。我们的重点目标就是这一百三十五户出租房中，是一对男女同居，而且现在只剩下男人的房间。”
“一户一户地找？”我问。
陈诗羽疲惫地点头：“不然怎么办？现在又没有租房登记的制度，很多房东也根本不去了解租客究竟是做什么的。”
“然后没找到，对吧。”我预测到了结果。
“唉，是的。”陈诗羽显得很挫败，“一百三十五户全部找完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我没有说话，和大家一起走到了隔壁的物证室，把昨晚提取回来的韦玲玲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在检验台上摊开，看能不能在衣服上寻找到线索。
在尸源明确的案件中，衣物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但是眼尖的大宝还是在衣服上发现了一些端倪。
大宝从勘查箱里拿出一个镊子，从睡衣的腰部夹起一根纤维，说：“看！麻绳纤维！和韦玲玲头发里的一模一样！”
“她是被捆绑着冻死的？”林涛凑过来，眯着眼睛看。
我摇摇头，回忆了一会儿，说：“不会。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绳索捆绑形成的损伤和痕迹。虽然冻死的死者尸僵发生比较慢，但是在尸僵形成之前，有可能全身冻僵。冻僵的尸体皮肤表面肯定会留下绳索的印迹，只要被捆绑了。而且，你见过捆绑人，还捆绑到头发上的吗？”
“那是怎么回事？”大宝问。
我也想不出所以然，就问陈诗羽：“你们排查的时候，见到此类的麻绳了吗？”
“有。”陈诗羽说。
我顿时来了精神，站直了身体听。
陈诗羽转而又说：“不过，这个人肯定不是犯罪分子。”
“为何？”我问。
陈诗羽说：“当时我们排查的一户，是租住在一个地下室的，只有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小屋，站在门口就一目了然了。住户是一个小女孩，二十岁上下的样子。之前不是分析作案人可能性侵了韦玲玲吗，所以这个小女孩我们也没仔细盘问。不过我记得，她家的一角就有一卷麻绳。”
“在我们确定死者是来月经了以后，就没人说她遭受过性侵啊！”我急忙说，“这两个女孩完全有可能是同室室友啊！”
“啊？这样啊。”陈诗羽想了想，说，“不过还是不可能。那间屋子虽然小，也可以放两张小床的，但是只有一张小床。”
“两人睡一张床不可以吗？”林涛问。
“什么年代了。”韩亮仍然是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说，“现在这个年代，一男一女睡一张床正常，两个女的睡一张床就不正常了。”
“同性恋？”我慢慢地说。
“可是……可是，她不是卖淫吗？”陈诗羽有些惊愕地说。
“谁说同性恋不能卖淫的？”我笑着说，“马上申请搜查证，我们去她家再看看。”
因为时间所迫，我们甚至已经等不到侦查部门确定那个女孩是否在家，就出动搜查了。毕竟她的家里有可疑的物品，履行合法程序进行搜查倒是也无伤大雅。
不过，当我们走到这个叫作段翠的女孩住处的时候，案件就自然而然地侦破了。
我们走到韦玲玲死亡现场附近的垃圾场的时候，就看见段翠正拖着一个大麻袋往垃圾场里走。
我们从她的后方包抄，把她围在了一个角落里。
“姑娘，运什么呢？”林涛穿着一身整齐的制服，英姿飒爽地站在段翠的背后。
段翠猛地回头，一副被迷倒的样子，甚至超出了她的惊愕和恐惧。
“我……没……我……就是……垃圾。”段翠结结巴巴地说。
“垃圾？这么一大包啊？”林涛伸手要去拉开麻袋。
段翠颤抖了一下，把麻袋往身后藏了藏。
“来，我们来谈谈。”陈诗羽搂过段翠的肩膀，把她拉到了一边。段翠恐惧的眼神依旧盯着麻袋。
以我的经验来看，麻袋里确实是杂物，而不是尸体。但是我还是依照搜查、勘查的规范，戴上了手套，慢慢打开了麻袋。
麻袋里是一些琐碎的生活用品，而且都是女性的用品。比如拖鞋、丝袜什么的。
在这一刻，我知道这起案件已经破了。即便还没有进行DNA的验证，我也知道，这些物品应该都是韦玲玲的。
在我们把麻袋里的物品分门别类地用物证袋装好之后，发现陈诗羽那边也取得了进展。
离得老远，我们就听见了段翠断断续续的哭声。
犯罪嫌疑人的哭声，和交代基本就是一个意思了。
不愧是公安大学侦查系并且主修犯罪心理学的高才生，也就二十分钟的时间，陈诗羽就代替市局侦查部门把案件给审了下来。
段翠和韦玲玲是小学同学，同一村同一村民组，从小在一起长大。
据段翠所述，她们俩之间的恋情，是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了。
上了初中之后，因为家境贫困，韦玲玲的父母要求韦玲玲辍学，并且到城里打工赚钱，养活年幼的弟弟。韦玲玲进城后，不知什么原因，什么路子，就干起了卖淫的勾当。更要命的是，她染上了毒品。
一个人单打独斗，赚的钱仅仅够买她自己所需的毒品，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韦玲玲于是想了个办法，就是叫上她的恋人——正在村中学读高三的段翠来和她一起卖淫。段翠长相比韦玲玲要好一些，她们的生意也自然会好很多。超过双倍的收入，就可以过上像样一些的生活了。而且，有了恋人陪伴，生活会更有滋有味吧。
在百般利诱之下，段翠躲开整天只知道吵架的父母，独自来到城里和韦玲玲会合。并且在不久之后，就被韦玲玲说服，开始了卖淫的营生。
正如韦玲玲所料，因为段翠年轻漂亮、长相清纯，她们的要价又不高，所以生意是越来越红火。
可是，生意是越来越好了，韦玲玲的毒瘾也是越来越强，对毒品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从开始的勉强使用卖淫得来的金钱可以换回毒品、缴纳房租、保障生活，慢慢地，她们两个人的卖淫所得，甚至只够换回韦玲玲所需的毒品。
段翠在同性关系中其实处于强势一方，但是再怎么管教、训骂甚至殴打，都不能让韦玲玲戒除毒瘾。看到韦玲玲每次毒瘾发作的那副惨状，段翠又于心不忍，只能拿出所剩无几的金钱让韦玲玲去换回毒品。甚至连房租、电费都快缴不起了。
为了维持生活，段翠只有加快卖淫的频率。甚至一天之内可以接十几个客人。为了高价，客人提出的任何变态要求，她都会同意。更不用说不戴避孕套什么的了。
事发的原因，是段翠发现自己怀孕了。
毕竟只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发现怀孕这种事情，还是很惊恐的。惊恐的段翠回到家里，翻找着她藏起来的两千块钱。毕竟，尽快地打掉胎儿，才能保证她迅速回归“工作状态”。可是，两千块钱不翼而飞。
看着床上躺着昏昏欲睡的韦玲玲，段翠知道她偷了钱，换了毒品。这会儿，正是刚刚过完毒瘾呢。
不安、惊恐、愤怒、绝望……此时的段翠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根本就不可能像以往一样对韦玲玲产生同情。她根本就不知道没了这两千块钱该怎么办。怀着孕再去赚钱，她会死吗？她不确定。
愤怒之下，段翠用巴掌和冷水唤醒了吸毒之后的韦玲玲，揪着她的耳朵，把她拉到地下室的外面，让她跪在地上。韦玲玲得知段翠怀孕后，也深感自责，跪着爬到段翠的脚下赔罪。不想原谅她的段翠则回到家里用一根麻绳，一头捆在树上，一头束在韦玲玲的腰间，限制她继续爬过来。
不敢违命的韦玲玲跪伏在地面上哭泣。
突然，段翠又有些许心软。
为了不让自己再次心软，为了给韦玲玲狠狠的惩罚，段翠扭头回到出租屋里，坐在床边生闷气。而韦玲玲也不敢擅自起来回家。
过度的愤怒、悲伤和一段时间疲劳的过度累积，让段翠不知不觉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这段时间，是韦玲玲最痛苦的时候。
她感觉到很冷，但是懊悔和内疚促使着她逼迫自己接受这样的惩罚。
可是冷空气的肆虐，她身上衣物不能御寒，加之毒品的作用，让她跪在地上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发出热的信息，让韦玲玲慢慢地开始觉得全身燥热。她半昏迷着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在她把睡衣从头上褪除的时候，麻绳的纤维留下了破案的线索。
段翠一觉醒来，发现已是凌晨时分。
她第一个想起韦玲玲此时还在外面跪着，于是赶紧来到了室外。
此时的韦玲玲全身赤裸，下身全是血迹，衣服散落在周围，早已气息全无。
段翠完全被吓傻了。
在她的眼里，韦玲玲肯定是被哪个坏人强暴后杀害了，她应该报警。可是，报了警又怎么办？警察还能查不出她们俩的关系？还能查不出她们谋生的手段？被关进去几天不要紧，要是传到父母的耳朵里呢？要是传到村里村民的耳朵里呢？后果不堪设想。
反正韦玲玲已经死了，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查的，肯定会为她报仇的。只要不把她段翠牵扯进来就行了。
段翠想明白了之后，想起地下室的东面有个垃圾堆积点，而每天凌晨都会有人鬼鬼祟祟地来这里收垃圾。于是段翠把尸体拉到了堆积点，装进了一个原本就铺放在那里的蛇皮袋。然后像其他袋子那样码好，悄然离开了现场。
一整天，段翠都在梦里，要么梦见警察为韦玲玲沉冤昭雪，要么就是梦见她顺利赚到了钱，打掉了胎，然后回去继续当她的高中生。
直到被收审的时候，段翠都完全没有想到，夺取韦玲玲生命的，正是她。
“这个段翠，涉嫌什么罪名？”我静静地听完了这个悲剧，问道。
“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定。”陈诗羽皱着眉头，说，“最后她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还是要看律师和公诉方之间的博弈了。”
“这真是一个悲剧。”韩亮说，“等段翠知道了真相，她的将来会怎样？”
第八案 宛如少女
我急切地盼望着可以经历一场放纵的快乐，纵使巨大的悲哀将接踵而至，我也在所不惜。
——太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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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现在用科学解释的现象，都是自然思维之内的自圆其说，其实还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东西。”大宝一边翻阅着卷宗，一边说道。
一上午，我们收了六起伤情鉴定。
即便是每天都卖力地工作，获得的认可度还是很少的。我们这种经常会出差办理命案的警种，其实工作绝不仅仅是这些。伤情鉴定、骨龄鉴定、组织病理学鉴定、信访复核、科研、培训等等一大堆工作都压在我们这个并没有几个人的部门。
因为伤情鉴定的受理必须有两个鉴定人，所以我们只有在不出差的工作时间才能来受理公安厅复核的伤情鉴定。出差频繁的我们，总是做不到第一时间接受委托来进行鉴定，有的甚至还会被拖延个十天半个月。
因为这些拖延，别说鉴定结果对当事人不利了，即便是有利的结论，都会被冠以“拖沓”的名头。更有甚者，我们还因为没有第一时间受理鉴定而被投诉，然后被督察部门调查。
为了让这不愉快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就把出差办案以外的所有工作时间，都安排满了受理鉴定工作。半天受理好几起伤情鉴定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然而，受理后的烦琐程序和对疑难鉴定的会诊工作，会耗费更多的时间。
一上午被被鉴定人吵得头昏脑涨的大宝，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让大家都有些意外。
“你什么意思？”我合起鉴定卷宗，抬头问道。
“他是在说一些不能用科学解释的案件吧。”韩亮这个“活百度”来了兴趣，说，“比如红衣男孩啊，南大碎尸案啊什么的。”
“这有什么不能解释的？”我说，“那不过是网络妖魔化了，其实都是可以用法医学知识解释的啊。”
“不是，我说的是这种巧合。”大宝扬了扬手中的案件登记表，说，“你看，前一段时间，因为鼻骨骨折来鉴定的，扎堆来，受理的几个，都是鼻骨骨折；今天吧，来的是手指功能障碍的，一来就是三四个。不管哪一类案件，怎么都是扎堆来呢？”
这个确实是我曾经注意过的现象，但要说有多诡异，也不至于，就是巧合罢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继续看手中的鉴定卷宗。
“我跟你说啊，你在医院妇产科实习过没有？”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神秘兮兮地说。
这确实是我的弱项。当初在医院各科室轮转实习的时候，我唯独妇产科实习期全部缺席。理由就是，不好意思。后来在找妇产科住院总医师盖实习鉴定章的时候，还费了半天的口舌，才算说服了毫不认识我的住院总医师给我盖了章。
“有什么说法吗？”这个秘密可不能告诉大宝，所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我在产科实习的时候啊，只要那一天那个手术室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后面所有的都是男孩。如果是女孩，则都是女孩。”大宝说，“医院的护工都在说，都是一船一船拉来的，这一船是男孩，另一船就是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