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市民广场失踪案(3/4)
走了大约100米，南边有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子是维护广场花草树木的园丁储备肥料、工具的小房间，面积约十几个平方米，有门但是不锁。因为有肥料的刺鼻气味，所以这周遭几乎没有什么人。
“你看，这个地方够不够隐蔽？”冯凯眼睛一亮，快步向小屋子走去。
“可是，杨巧剑在目击者眼中，都是一个人啊，并没有人和他一起行走，怎么会有人把他带到这里来呢？”
“咱们如果把上厕所、找卫生纸、往南边走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看的话。”冯凯说，“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假如有人一直在厕所里，等候着杨巧剑，等到杨巧剑来的时候，他知道厕所有人进出不是动手劫持的地方，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以‘帮忙借卫生纸’为名，让孩子来这一间园丁室找卫生纸？”
一语道破天机，郭所长满脸醍醐灌顶的表情，说：“你是说，作案的有两个人，之前就策划好了绑架的方案？”
“那是肯定。”冯凯说，“你们也调查了，杨巧剑平时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家里，上下学有高萍接送，又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也不喜欢乱跑，那么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绑架他，只有这次活动是个机会。”
“而这次作案的地方人太多，所以他们只有设置一个陷阱？”郭所长说，“他们知道孩子们出来游玩不太可能随身带卫生纸，而孩子们多数会学雷锋做好事，所以用这个办法，可以成功地让杨巧剑毫无防备地去他所说的南边小房子里取卫生纸，而另一名绑匪早已潜伏在这个平时没人的小房子里等他了，对吗？”
冯凯点了点头。
“可是，毕竟这个小房子也是广场范围内的，虽然周围没多少人，但是即便绑匪劫持了孩子，也同样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出广场啊。”郭所长说，“除非是很熟悉的人，可以让杨巧剑心甘情愿地跟他走。”
“如果真的是熟人，就无须这样麻烦了，学校门口就可以做。”冯凯说，“我总觉得，作案的并不是熟人。”
“有依据吗？”
“有。”
“可是，那人怎么把孩子带出广场呢？”
“别急，我们进去看看，也许就知道答案了。”冯凯指了指园丁室虚掩的小门，说道。
走进了园丁室，室内的陈设比想象中杂乱得多。数袋化肥毫无规律地堆放在小屋子的四周，还有几十个用过的空化肥袋子也胡乱地堆放在周围。园丁的工具东倒西歪地被抛在化肥袋子上。一条被盘起来的数十米长的塑料水管摆放在化肥袋的旁边，每一圈的直径都不相同，毫无整齐可言。
塑料水管旁边的地面上，有很多黄色泥土的附着。这些黄色泥土附着得并不均匀，一部分地面有明显的擦蹭痕迹，原本附着在这部分地面上的黄色泥土，都被推移到了两侧。
冯凯蹲在地面上看了一会儿，指着这一大片因为黄色泥土不规则附着而显得格外凌乱的区域，说：“你知道这个在痕迹检验学上，叫什么痕迹吗？”
“泥巴痕迹。”郭所长笑呵呵地说。
“搏斗痕迹，这就是搏斗痕迹。”冯凯说，“你看，现场虽然没有完整的鞋底印，但可以看出是有鞋底花纹刮擦地面而形成的痕迹，痕迹多、分布广，互相交杂、覆盖，显得非常凌乱，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纠缠搏斗而形成的痕迹啊！这个地方既然平时没人来，这个痕迹又比较新鲜，那就说明这个痕迹很可能和本案有关。”
“有鉴定价值吗？”
“没有。”冯凯盯着地面，看了又看，说道。
“那还是没用啊。”郭所长说。
“谁说没用？”冯凯说道，“我可以就此得出两个推断。”
冯凯看了看郭所长疑惑而期待的眼神，说：“第一，这印证了我的看法，就是绑匪和杨巧剑不认识，至少不熟悉。既然需要通过欺骗的方式让杨巧剑来这里，而且还需要搏斗、暴力劫持，自然不是熟人。”
“你说你之前就认为不是熟人干的，依据是什么呢？”郭所长想起刚才冯凯说有依据证明这一点。
“你想想，如果你是绑匪，你要写勒索信，是不是得确保让杨谦宁他们收到？如果收不到勒索信，那么他们之前费这么大力气绑架孩子，是不是就没意义了？”冯凯说，“如果是比较熟的人，那么他们肯定知道杨谦宁家具体住址的门牌号吧？哪怕是自己送信，也可以扔在他们家门口的信箱里啊！可绑匪只写了个模糊的地址，把信放在了门卫室，这说明绑匪可能了解他们家的情况，但并不知道门牌号。只能说是两个半生不熟的人。”
“能确定是两个人作案吗？”
“可以确定！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推断点。”冯凯说，“基于我的判断，厕所里借卫生纸的，是一个人，而在这里潜伏的，也只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能很瘦弱，控制能力不强。你想想，受害人是一个11岁的孩子，虽然身高也有160厘米了，但毕竟还是孩子，不可能有多强烈的反抗能力。连这样一个孩子都要经过搏斗才能制服，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彪形大汉，更没有帮手，所以不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
“有道理。”郭所长露出了钦佩的表情，说道，“两个人，且不是强壮的匪徒，利用欺骗的手段，有预谋地作案，还和受害人不是很熟悉。这样看，多半和杨谦宁销赃的事儿有关了。对了，你们之前不是有个走私大案吗？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不会。”冯凯说，“这个海关办的走私案，全部资料我都看过，他们运什么货、销赃什么货，我心里有数。走私物品中，有很多日用品，但还真的没有收录机。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我们国家自己可以生产收录机，品质也很好，性价比也很高，没有走私的必要。”
“性价比是什么？”
“是什么不重要。”冯凯懒得解释，接着说，“重要的就是除了走私案，还是有很多人销赃的，因为盗窃、抢劫案件很多。”
“这个重要吗？”
“我不是说对这个案件重要，是对别的案件重要。”冯凯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忍不住在脑海里梳理车匪路霸案件的细节了。
“可是，如果让我们从曾经和杨谦宁做过生意的人入手，也是很难查的啊。”郭所长说，“他做了几年生意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销赃，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赃物。这些人都有可能作案。”
冯凯仍沉浸在自己的思考当中。
“还有个问题。”郭所长拽了拽冯凯的衣角，把他拉回现实，然后接着问道，“不管绑匪是怎么和杨巧剑搏斗的，他总得把孩子带出广场吧？这个小屋在广场范围之内，虽然周围几十米没有人，但想要走出广场的铁栅栏，总要经过有很多人的地方啊。而且，还有可能会经过有杨巧剑同学的地方啊！但他的同学没看见这个过程，也没有其他人反映有异常，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冯凯说，“只要把孩子制服，又或是把孩子打晕了，捆绑手脚并堵嘴，然后把孩子放在门外的三轮车车斗里，用这些散乱的化肥袋子盖起来，再把车骑走，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刚才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个广场周围的铁栅栏有很多缺口，很多自行车和三轮车都能通过这个缺口骑进来抄近道。既然广场上有那么多三轮车经过，那么这辆车斗被袋子覆盖的三轮车，也没什么稀奇，不会被注意到。你看看这几个化肥袋。”
郭所长看了看地面上散落的化肥袋，确实有几个化肥袋上没有泥土，说明这些化肥袋上面覆盖着的袋子，被人拿走了。
“一定是三轮车？”
“自行车和摩托车没法隐藏孩子，汽车又开不进来。”冯凯说，“只有三轮车是适合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去调查那些和杨谦宁做过生意，但关系不太熟悉的，且自己拥有三轮车的人？”郭所长问。
“是的，目前的方针就是这样。”冯凯话锋一转，说，“可是，不是我泼你冷水，我觉得希望渺茫。”
“是啊，大海捞针。”
“难度并不是在大海捞针。”冯凯说，“而是这个工作等同于盲猜。和杨谦宁有过交易的人不少，但只要知道名单，不管有多少，都有查尽的时候。问题在于杨谦宁唯利是图，并不考量对方是谁。很多和杨谦宁做过生意的人，身份都是个谜，请问你们怎么查？”
“是啊，街上那么多三轮车，没法查。”郭所长说。
“但也要查，说不定运气好呢？”冯凯说，“现在我根本不怕破不了案，就怕对方撕票。”
“撕票是什么意思？”
冯凯这才想起“撕票”这个词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流行用语。绑架案中，人质被当成钞票的化身，所以被称为“肉票”，而杀死人质的行为，就像是“撕毁肉票”，因此被称为“撕票”。这些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港剧进入内地，才慢慢流行开来的，这个年代并不这样说。
“就是怕绑匪杀死孩子。”冯凯解释道。
“应该不会吧。”郭所长也露出了担忧的表情，说，“毕竟他们还没有提出交易的方式，这时候杀人，就不怕人财两空？”
“并不是这样，很多案例和论文显示，在很多绑架案件中，绑匪实际上都已经撕票了，然后再去勒索。”冯凯说，“和电视剧里不一样。”
“电视剧？”郭所长露出了和顾红星同样的疑惑，“还有电视剧演这个？”
“你电视看少了。”冯凯说道。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啊？”郭所长问。
“只有用笨办法了。”冯凯说，“一方面尽可能排查和杨谦宁交易过，但并不熟悉的人。另一方面，让兄弟们多注意一下有三轮车、有独立住所的人，尤其是这种化肥袋子，看能不能在哪个垃圾堆里找到，如果找到了，我们距离绑匪就很近了。”
“这真是个好办法。”郭所长说，“如果只有三轮车，还要驮个随时可能醒过来反抗的孩子，他住的地方应该不会距离这里太远。我让我们所的兄弟和周围几个派出所的兄弟都帮忙留意一下。”
说完，郭所长弯腰拾起一个化肥袋子，折叠了起来，揣进了自己的包里。
“最关键的，还是等待绑匪的下一步行动。”冯凯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交易的时候，把绑匪一网打尽，把人质成功营救。”
摸：警察用语，为侦破案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逐个摸底调查。
“嗯，必须得救出孩子！”郭所长说，“老凯，你和我们一起摸 摸：警察用语，为侦破案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逐个摸底调查。？”
“我就不摸了，我还有其他事儿得干。”冯凯的心思早就飞到了车匪路霸案上，说，“你这边一有情况，立马通知我。只要绑匪没有撕票，我们就一定能救出杨巧剑。现在，我还得去找杨谦宁聊聊，你就别陪着了，去安排工作吧。”
和郭所长分手后，冯凯迫不及待地回到杨谦宁的家里，此时天色已经擦黑了。
杨谦宁此时又多了重心思，面部的表情更加复杂了。冯凯见上午来时带来的两瓶酒还在桌上，心想这时候警察们还没有“禁酒令”，自己又穿着便服，于是大大咧咧地坐到杨家客厅的饭桌前，打开了一瓶酒，说道：“我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不过今天我们俩也喝点，缓解一下你紧张的情绪。你放心，我们已经有办法了，会尽最大努力救出你的孩子。”
杨谦宁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他连忙让高萍去炒两个菜，然后坐到了冯凯的旁边。
冯凯给杨谦宁和自己分别倒了一杯酒，拿起自己的酒杯碰了一下杨谦宁的酒杯，然后一饮而尽。
杨谦宁连忙喝了酒，说：“你们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这个不能告诉你。”冯凯说，“我们走我们的路子，你这边也得仔细回忆有哪些半熟不熟的人有疑点。”
杨谦宁放下酒杯，眼神迷离，显然是在仔细思考着。
“这个你可以慢慢想，我们这边会马不停蹄地推进的。”冯凯说，“但你们也得有心理准备，谁知道绑匪是什么路数呢？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绑匪立即送出下一封勒索信。”
杨谦宁默默地点了点头。
冯凯接着说：“我不是绕弯子的人，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也不瞒你，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卖黑货的事儿。”
冯凯把“销赃”两个字换了个词表达，显得不那么刺耳。但杨谦宁还是全身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一脸哀求地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这儿就我们俩，我现在也不代表警方，你无须和我狡辩。”冯凯挥了挥手，打断了杨谦宁，说，“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卖黑货的事儿是可以从轻的。也许就是，罚款？”
“那，怎么才算立功？”杨谦宁连忙问。
“你告诉我，龙番市这么多商家，怎么才能一眼看出那些会和你一样卖黑货的人？无论卖什么的，卖烟卖酒卖牛仔裤，都算。”冯凯说。
“这，这没办法啊。”杨谦宁说，“干这活儿，不可能在外面挂个招牌啊。”
“就是啊，那小偷怎么知道哪里可以处理黑货呢？”冯凯问。
4
冯凯是认真求教的，在陶亮工作的那些年，社会治安已经很好了，对销赃渠道打击也很严厉，所以几乎找不到大规模销赃的商家了，至于怎么起获销赃渠道，不是大案刑警或社区片警的职责，所以他还真是不甚了解。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一个片区，在某个领域，只会有一个干这活儿的。”杨谦宁说，“很好理解，如果有了竞争，一旦变成了不良竞争，互相举报，那大家就得一拍两散了。所以，我这个区域已经有我在卖收录机了，那么假如别人还要想干，要么就销别的物品，要么就换别的片区。”
“可是，假如我也想干，我怎么知道这个片区有你的存在呢？”
“行内都知道啊。”
“你是说小偷都知道，对吧？师父教徒弟，口口相传，这个我懂。”冯凯说，“那假如郊区有个卖黑酒的，我只要抓个小偷问问，就能知道吗？”
“那他绝对不会招的。”杨谦宁苦笑了一下，说，“你以为小偷被你们抓进去，教育教育就能改行？他们也有他们的体系，也有上级管下级的关系。他们知道，出来后还干这行，就还得用上我们这种人。如果他招了，就是自掘坟墓啊。全龙番谁还敢要他，甚至要他那一个体系的货？他即便是改行，也得被原来体系的人弄死弄残啊。”
“那怎么办？”冯凯犯了难。
杨谦宁沉吟了许久，说：“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你说。”冯凯又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杨谦宁也喝了一杯，用手背擦了擦嘴，说：“干我们这行的，有个特征。店铺是明面的，一般都开在闹市区，因为要招揽生意嘛。但货仓都是隐蔽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明面的店铺房租很高，但正当的货品销售成绩却很差。”
冯凯恍然大悟，他知道，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当，尝到了甜头，就不会好好做正当生意了。用闹市区昂贵的店铺来招揽客户，但一旦客户上门，他们肯定优先推销黑货，因为黑货的利润是正当货物的好几倍。尤其是日用品这一类，实际上买一个崭新的黑货和买正当的新货使用起来差别不大，价格差别却很大。在这个全民拮据的年代，选择买黑货的人也有很多。绝大多数人甚至真的相信销赃人说的，那些不是黑货，只是没有贴标的正当货，省去了品牌费用，又或是九成九新的二手货，东西一样，价格不一样。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通病，只要价格便宜、货色不差，买家并不会纠结这些“不贴标”的货或“二手货”究竟是怎么来的。
既然这样，销赃人尽可能地卖这些黑货，那么他们放在闹市区店铺里的正当货品自然也就卖不动了。
“你说的逻辑，我懂。”冯凯做出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说，“你接着说。”
“所以，你只要从厂家调一下这一家店的进货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杨谦宁说，“比如说，我的店是百货公司里面绝对的旺铺。可是你查一下我们店‘燕舞牌’收录机的进货单，就会发现我一年都进不了几台。那如果销售这么差，是如何维持旺铺的房租的？这个矛盾，就能暴露出我了。对了，你们公安从厂家调进货单，不难吧？”
“不难。”冯凯此时心情大好，于是又碰了一下杯，说，“你提供的这个线索非常重要，绝对算得上是重大立功表现。”
“我是卖货人，我不怕得罪其他人。我不干了，也有其他人接我的班。”杨谦宁说，“我今天已经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就不再干这买卖了。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救回我的孩子；二是不要追究我的责任了。”
“这两点，我现在都不敢和你保证，但我可以和你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两点。”冯凯坦诚地说道。
“我就要你这句话。”杨谦宁举起了酒杯，说，“不，只要能救回我的孩子，我把这几年赚的钱，都给捐了。”
“遇见事情了，才发现相比于阖家团圆，钱真的什么都不是。”冯凯说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孩子能平安归来，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好处大于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