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4)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4]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5]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6]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