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经师(7/12)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打个比方，今天“西方国家”的“经学”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只是“经学”，还是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是一些个人秉持的价值观，等等。
汉朝虽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推崇儒学，但目的是建立帝国自身的王官学、经学，而不是纯粹尊崇作为一门私家学问、个体思想、批判理论的儒学。
所以，至少在汉宣帝的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勉强说“尊经”。
在盖宽饶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他看到的是皇帝更重视刑法，更信任宦官，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于是，他给汉宣帝上书说：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5
“儒术不行”，才是昭宣时期儒家地位的准确写照。在盖宽饶这类士大夫眼里，儒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6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汉宣帝何许人也？来自民间、深晓“民气”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封奏疏不是普通的讽谏，而是会动摇汉朝刘氏家族统治根基的“激进思想”，已经严重越过“王霸之道杂之”的底线。他令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这封奏疏，果然，有大臣直白地指出，盖宽饶这是要让汉帝禅让，是大逆不道！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汉朝“禅让”曾经不是多么令人不安的词语。当年汉文帝立太子，还专门下诏说，自己没有禅让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心里觉得不安。汉文帝肯定是故作姿态，但至少“禅让”两个字不扎眼。
大逆不道的罪名落到了盖宽饶头上，虽然有其他大臣上书求情，但无济于事，汉宣帝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笃信灾异、祥瑞，内心也知道刘氏不可能永远拥有天下。但至少在他这里，要努力维系皇室的权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他下令逮捕盖宽饶。
盖宽饶并没有被捕，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在未央宫北阙之下拔刀自杀。
8．萧望之之死
汉宣帝死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一个足以平衡势力，又能帮助儿子治理天下的班底。他临终前提拔了三位大臣，让他们同领尚书事，出入禁中，担当辅政之职。
其中，乐陵侯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他是外戚。
曾协助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的太子太傅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他是当时的大儒，夏侯胜的学生；太子少傅周堪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俩都是帝师。
此时，儒臣、名相于定国是丞相，统筹外朝事务。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辅政班底主要承担顾问、导师的职能，不同于霍光那种权臣。再加上汉宣帝留下的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形成了一个儒臣、外戚和宦官平衡的朝局。
王政君的家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势力还很微弱，与辅政无缘。
弘恭和石显虽然是宦官，但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俩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熟悉汉家律令法度，实际上代表的并非宦官势力，而是与儒臣相对的文法吏。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因此，这个辅政班底很快就分化了。
前面曾说，汉元帝是刘氏皇族第一个真正受过全面儒家教导且热爱笃信儒学的皇帝，他宽宏大量、勤俭节约、温文尔雅，至少在萧望之、周堪的眼里，这是一个已经造就，具有“圣王”资质的年轻帝王。
假如汉元帝真的成为儒家“圣王”，后面可能就没有王莽的机会了。
萧望之、周堪特意选拔了通经的宗室成员、散骑谏大夫刘向加官“给事中”，顾问皇帝左右。早在石渠阁会议期间，萧望之就注意到当时仅为“待诏”的刘向，特意安排他参加会议。汉武帝宠臣金日磾的侄孙金敞当时担任侍中，也加入萧望之的阵营。四人同声连气，大胆劝谏皇帝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天下，一时声望煊赫，势力大增。
这就触犯了弘恭、石显的利益，也令原本领衔辅佐的史高很是不满。史高于是与弘恭、石显结为同盟，互为表里。萧望之不是按照儒家原则来辅佐皇帝吗？史高等人就拿汉朝的传统做法来告诫皇帝，刻意与萧望之对抗。
萧望之对此心知肚明，决定要拔掉弘恭、石显这两枚钉子，把中书令换成儒家士大夫。
但汉元帝不仅没有斥退弘恭、石显，反而把刘向调离禁中，改任宗正。宗正是负责皇室内部事务的官员，刘向从谏大夫升为宗正，当然是提拔，但也失去了“给事中”的加官。萧望之的努力换来的，是自己阵营的被打压。
班固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愿意在用人机制上动作太大。但合理猜测，汉宣帝知道儿子好儒、柔弱，会给儿子传授心法，教导过他中书令等职位要用信得过的宦官，不能让儒臣把控。毕竟宦官位卑，纯然是皇帝的附属物，便于控制。若内外朝均由儒臣担任，那“霸王道杂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挫败萧望之的努力，他们继续从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会稽郡的郑朋此时冒了出来，这个小人物人品不佳，但很有眼光，趁机上疏批评史高等外戚之罪过，就此进入萧望之和周堪的视野。一经接交，郑朋极力吹捧萧望之是当代的周公，天下人心向往之；又提醒说萧望之已经年逾六十，再不有所作为就来不及了。
但处事严正的萧望之不久后发现，郑朋此人行为不端，搬弄是非，于是不再搭理。郑朋果然是小人，立刻投靠到史高的阵营，反过来向史高说萧望之、周堪的不是，至于前面批评史高的事情，郑朋说：“那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一个关东人，哪里知道这些（关内的）事情嘛。”
原本是暗流涌动、并未激化的矛盾，被区区一个郑朋搅成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看，郑朋的政治水平不低。总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史高、弘恭、石显也就不再敷衍，先行下手，让郑朋向汉元帝告发萧望之等人，皇帝大概不知道弘恭在里面的角色，按照程序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掉进了圈套。
问完之后，弘恭、石显正式报告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为朋党、诬陷大臣、离间外戚、专制擅权，实属有罪，建议“请谒者召致廷尉 ” 7 。
这里有个细节，史书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 ”就是下狱的意思，于是准奏。后来有事召周堪、刘向来见，才被告知他们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于是惊讶地问：“不是说只让廷尉询问吗？赶紧把人放出来！”
但是，汉元帝久为太子，父亲又是一个极重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连“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都不知道？这个细节颇为奇怪。
而且，萧望之等人虽被放了出来，并没有说罪名是错的。对萧望之，是赦免其罪，罢免前将军、光禄勋；周堪、刘向则被免为庶人。那个小人郑朋被任命为黄门郎，进入了汉朝仕途的车道。
更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汉元帝赐爵萧望之为关内侯，重新给了“给事中”的加官和其他待遇，史书说，这是“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 ” 8 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让萧望之当丞相。听起来不错，但同时发生了一件事：
萧望之的儿子给皇帝上书为父亲鸣冤。
鸣冤这种事很正常，但汉元帝却将此事下有司，由相关部门讨论，假如他真的要任命萧望之为丞相，对这封上书应该低调处理，他反而小题大做，这是很奇怪的。果然，讨论的结果就是萧望之身为大臣，不思悔改，还教唆儿子上书鸣冤，这是不敬，提请逮捕萧望之。
汉元帝就问弘恭、石显，“萧太傅为人刚正，恐怕不肯折辱吧。”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真的逮捕，萧望之可能会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