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3/21)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却又因“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行径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那么，一代名将缘何被乱箭射杀于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吴起原本出生于卫国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立志要走仕途之道。为了实现做官的梦想，他到处交朋结友，到处学习兵法剑术。但是当时的卫国，只重门第，不重学问。他千金散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相反却受尽讥笑与嘲讽。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一直诽谤他、侮辱他的三十多名乡邻。在逃跑之前，在与母亲告别时，他一口咬下手臂上的一块肌肉，“呸”地一声，喷口吐出，以此发下毒誓：“今生不为卿相，决不再回家乡！”
吴起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地潜逃到了鲁国。他听说孔子的学生、儒家大师曾参正在开堂讲学，广招门生，兴奋不已。要知道，儒学就是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的。“士”者“仕”也，就是做官。这正符合吴起的梦想，吴起想千方设百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曾子的学堂。但是，这时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家奔丧。然而在休学与就读之间，他却选择了后者。母亲去世，儿子却不回家奔丧。吴起的所作所为，为以孝著称的曾参所不齿。曾参愤愤地痛斥他：“我没有教过你这样不孝的学生，我也不再需要你这样不孝的学生。”师徒反目，吴起被扫地出门，再次跌入人生低谷。不奔母丧之事，成了后人指责他、嘲讽他的口舌之一。
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后，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军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不过作为孔子故乡的鲁人不耻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也为此人心狠手辣而内存惊悸，不久便下了辞退书。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投奔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吴起被正在开始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他在魏二十六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也打成平局，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任西河守将时，一再以寡兵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七百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强国。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因不受信任又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用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但是，吴起的种种变法措施却招致了楚国众多守旧贵族的嫉恨。楚悼王刚死，前去致祭的吴起便被众多手执弓箭者追逐。尽管他临危仍显智谋，趴在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尸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杀了全部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70多家。
纵观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的过程，每到一地便能强军兴邦，既会统兵又善治国，确有过人之才。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并对“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有独创性见解。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固然有行变法之策得罪了既得利益豪强的因素，个人道德缺失亦难辞其咎。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让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正如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评论那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战国时韩国人，为韩国公子（即国君宗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韩非究竟为什么被欣赏自己的秦王处死？
最流行的说法是韩非死于李斯的谗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是没有重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才情的嫉妒，就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那个秦王就像历史上的所有暴君一样，只做正确的事和不正确的事，在韩非问题上，恰恰做了不正确的事：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正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有人却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他的才学。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非子言”，劝二世实行韩非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非是一直敬重的，因此暗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除此之外，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中说：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与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瓦解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的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遂下令诛杀了韩非。按照这种说法，韩非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
但也有人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剑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不仅记事详备可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而且文笔精练，描写生动，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邱明所修”（《汉书·楚元王传》）。而且《左传》称鲁国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的行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
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第二种说法是《左传》为战国时人吴起所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初年，而吴起正当其时；《左传》反映的思想，有儒家，也有法家，而吴起“尝学于曾子”（《史记·吴起列传》），“受业于子夏之论”（《史记·儒林列传》），又实行过变法，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之人。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韩非子书中还多次谈到“左氏”，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可能《左传》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乡而得名。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还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一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一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就持有反对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问题，是历史中的一大悬案，辩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材料，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为悬案了。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政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同“沉”）深好书”。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起初推辞过，但燕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燕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荆轲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由勇士秦舞阳陪同荆轲行刺；带上秦王一直想杀死的樊姓仇人的人头；再拿上燕国打算要献给秦王的最肥沃的燕地督亢地区地图。这后两项准备，当然是为了取信于秦王的安排，那卷地图更有特别功用，里面藏着刺杀秦王时用的淬过了烈性毒药的锋利匕首。秦王见荆轲带着仇人的人头，又听说燕国欲献大片土地，兴奋不已打开地图，地图全部展开时匕首出现了。荆轲一个箭步跑过去，拿起匕首又拉住秦王，但秦王推倒桌几，挣脱而逃，衣袖都撕断了，围柱追逐一番之后，秦王才醒悟过来，抽剑砍伤荆轲，众大臣侍卫随后用乱刀将荆轲杀死。
“荆轲刺秦王”这个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将荆轲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那么，荆轲是为了什么去刺杀秦王呢？真实的荆轲真的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英雄吗？
据《史记》所载，燕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
关于荆轲其人，《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尝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这些记载的意思是：一，荆轲最初曾想投靠卫元君，但是卫元君并不重用他。二，与盖聂讨论剑法，言不及意不知所谓，盖聂瞪目鄙视，荆轲离走。三，与鲁句践切磋，鲁句践怒骂他，荆轲不吭声，走后再也没有回去。最后荆轲流落到了燕，受到田光的优待。
《史记》还记载：“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原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这段的意思是：知名隐士田光虽以命相荐荆轲于太子，但荆轲却再三推辞，不敢受命。太子再三磕头，事已至此，却之不恭，荆轲最后只得先勉强应承下来。荆轲答应了太子后，久久没有行动，太子丹在秦军的攻势下敦促荆轲立即行动，荆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关于荆轲在出发前的情况，《史记》记载说：“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这段记载说明樊将军的脑袋和燕国地图都备齐了后，荆轲仍然没有动身的意思，仍然还要等一个远方赶来的搭档。在太子丹的激将法之下，才终于有所行动。
一些史学家从以上记载以及《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综合分析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擅长打斗的武士。他并不具备做刺客的能力和本领。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这就是为什么荆轲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最后死于秦宫。
巍巍秦汉——
大一统时代帝国风云
2000多年过去了，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不论赵姬是否是有妊而嫁，还是嬴政真为皇室血脉，这些争议均无法掩盖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关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何方，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接在了一起。
匈奴后裔融入汉族以后，所改汉姓有刘、贺、丛、呼延、万俟等，大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等地。
王昭君的一生为联结汉朝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出塞下嫁使汉朝与匈奴归于和好，消弭了边塞战争达50年之久。
秦始皇为何对身世遮遮掩掩？
秦始皇为何对身世遮遮掩掩？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皇帝。秦始皇嬴政曾让六国养尊处优的君主嫔妃、王孙公主、皇亲国戚们胆战心惊地屈膝跪地、俯首称臣。然而，傲视天下的秦始皇却一直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秦始皇是继秦庄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赵姬，据说曾为吕不韦的爱姬，后献予子楚，被封为王后。那么，秦始皇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后人争议不休。
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是赵国人，生于濮阳，在阳翟经商，成为百万富翁。他不以富商为满足，而希望在战国时代混乱的国际政治中，成为立主定国的英雄。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到了秦国，并把精力放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身上，他设法使异人过继给正受宠幸的华阳夫人，异人被立为嫡嗣后，更名为子楚。后来，秦昭王、孝文王相继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吕不韦被封为丞相。之后，吕不韦将已经怀了自己孩子的爱姬赵姬献给子楚，赵姬生下嬴政，被封为王后，不料子楚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儿子嬴政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年仅13岁的赢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仲父”（古代称父亲的大弟），吕不韦实际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全权。这时候，吕不韦与太后赵姬重拾旧欢。太后水性杨花，除与吕不韦私通外，还与假宦官私通，丑闻传遍宫廷内外。秦始皇慢慢长大成人后，对太后的丑行和吕不韦的专横霸道无法忍受。于是，在公元前237年，他下诏免去吕不韦相国职位，一年后，又赐书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吕不韦眼看大势不妙，只好饮毒酒自杀。太后也被始皇下诏严禁出宫，软禁起来。秦始皇嬴政因为知道自己是私生子，所以才对自己的身世遮遮掩掩。
从两汉到宋元时期，一直都信奉秦始皇私生子之说，未有异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逐渐对秦始皇是私生子之说产生了怀疑。
这些人认为：其一，秦始皇的这段身世仅见《史记》而为《战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未免不让人产生怀疑。《战国策》是研究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而秦国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对于吕不韦偷天换日，有关秦朝血脉的事情只字不提，一直等到西汉时期的《史记》才来记载？
其二，从子楚方面看，吕不韦即使有阴谋，但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为秦昭王在位时，未必一定将王位传与子楚，更不能设想到子楚未来的儿子身上。
其三，从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虑，假若赵姬在进宫前已经怀孕，秦始皇一定会不及期而生，子楚对此不会不知道。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非吕不韦。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她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做异人之妻呢？这样，就不会存在赵姬肚子里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嫁到异人那里的故事了。
最后，关于秦始皇故事的情节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同小异。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赵国有个人叫李园，他想把自己的妹妹环献给楚王，但是听说楚王不能生育，唯恐妹妹进宫由于没有子嗣而得宠爱不长久。于是他跟妹妹商量，先将她献给春申君，等到怀孕的时候再献给楚王。事情果真如愿，春申君果真使李园的妹妹怀上了孩子。事情至此也就到了关键时刻，这时李园的妹妹引诱春申君说：“今妾自知有身矣，而旁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春申君被说服，遂将女环献于楚王，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楚幽王。这段故事与吕不韦与赵姬的故事如此之相似，秦始皇的身世很可能是后人根据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杜撰的。
但《史记》的历史地位还是让许多学者不肯轻易怀疑它记载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司马迁的记述虽然有矛盾之处，但他的著书风格一向以严谨、直笔而不是猎奇而著称，所以他对于吕不韦和赵姬的记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另外，不论《史记》也好，《战国策》也好，都记载了嬴政当上秦王之后，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如果吕不韦以前和太后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吕不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会去和太后私通。只有吕不韦有所依仗（包括吕不韦认为秦王政就是自己儿子），或者和太后早有私情，才会冒险与太后私通的，否则，一个后庭美女如云的丞相，如不是有什么隐情，冒着生命危险与太后私通，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转眼间，2000多年过去了，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仍未取得一致看法。但不论赵姬是否是有妊而嫁，还是嬴政真为皇室血脉，这些争议均无法掩盖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许正是由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扑朔迷离的身世，才使得他身上更具传奇色彩。
秦始皇为什么铸造12个金人？
秦始皇为什么铸造12个金人？
公元前221年，秦国军队向东攻齐，齐国土崩瓦解，这样，中国历史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灭六国以后，除了在原来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统一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个重千石的铜人，立于咸阳。
这12个大铜人，屹立于秦都咸阳阿房宫殿前，因为铜是黄色的，所以又称作“金人”。它们身着外族服装，每个都非常巨大和沉重，个个耀武扬威，精神抖擞，英勇无比，日夜守护着秦王宫殿。铜人造型之大，制作之精巧考究，为历史上所罕见。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书籍记载。据《三辅黄图》载：“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盎人十二，立于宫门。”又据史书记载，铜人背后铭刻着李斯篆、蒙恬书的“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等字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贾谊的《过秦论》也有“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的记录。
秦代一石约折合现今37.5公斤，以此推算，12个大铜人就重达45万公斤。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12个如此巨大的铜人?围绕这个问题，存在这几种主要说法。
有人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始终在忧虑和思考着如何长治久安、使江山传之万世的问题。而要坐稳天下、江山永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收缴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应该说，秦始皇收兵器造铜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安定的考虑。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铸造铜人是出于迷信，是为了“祥瑞”。秦始皇相当迷信，曾封泰山，禅梁父，访神州，求仙人，轻信方士之言，竭力搜寻长生之药。《汉书·五行志》也记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但也有疑点，那就是秦始皇完全可以征集天下一般铜料作为铸造的原料，何必非要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呢?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秦始皇销毁兵器、铸造铜人，是表明今后不再将铜兵器作为主要作战武器。但是，这种说法同样也有疑点，那就是虽然铁制兵器始于秦始皇之前，但到汉代才普遍化。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便决然把青铜武器废除不用，使百万军队全部换上铁制武器，以当时的制铁水平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秦始皇这一举措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为了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二是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实际上，秦统一后，曾采取不少措施防止人民反抗，而收缴天下兵器的做法，也是有先例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季武子曾经“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秦始皇铸铜人只是做得更为彻底，把民间的兵器也收缴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不封国置王，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把“收天下兵”与“求其宁息”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意图是为了太平无事。他宣布“大酮”，举国同庆这一伟大胜利，表现出好大喜功的情绪，而铜人、钟也是象征吉祥、天下太平的意思。此外，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辞，也都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之语。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12个铜人的踪影了。那么，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目前，关于金人的下落问题存在着三种猜测：有人认为，当初楚霸王项羽在攻克秦都咸阳后，曾经火烧阿房宫。在火烧阿房宫时，连同象征秦王朝永固的这12个金人也一起烧毁了。这种说法始于元明时期，证据并不充分。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这12个金人是毁在董卓和苻坚的手上。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晋人潘岳《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也就是董卓将其中的10个铜人销毁，并铸成铜钱，而剩下的两个被他下令迁到长安城清门里。到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下令把这两个铜人运到洛阳。当成千上百的工匠们运到霸城时，由于金人的重量太沉，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巨大的工程，于是就停止了搬运。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后赵的石季龙又把这两个金人运到了邺城。后来前秦的苻坚统一北方，他又把这两个金人从邺城运回长安销毁。至那时，存在于世间约600年的12个金人全部被销毁了。
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那就是因为12个金人是秦始皇生前最喜爱之物，所以在秦始皇陵墓营造好后，这12个金人和其他精美的珍宝一起随着秦始皇的死去被当作随葬品葬于陵墓中了。
现在，由于一些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秦始皇陵墓的发掘工作暂时还不能开展，因此十二金人的下落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也许到了我们的考古技术达到秦始皇陵墓开掘的那一天，这个历史上的未解之谜才有可能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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