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
民国二十五年第一声钟声敲响的时候，蒲郁读到《生死场》中这一句，合上了书。短短的中篇，她这辈子也没有读完。
作家萧红的名字，是听阿令他们说的。光阴似箭，阿令回北平念书也过去许久了。蒲郁不愿去打扰，可不能不去关心。
去年五六月，日本在华北相继以荒唐借口制造事端，迫使南京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协定，拱手让出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等两省大部分主权。
尽管情报部门跃于同日本特务斗争，但主要是防范姿态，为遏制日本挑起战争。这些年南京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全国自然灾害不断，华中、华西局部内战未停。诸多顾虑，总之不愿与日本正面开战。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篇“告同胞书”在青年师生中传开，激起千层浪。
十二月，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北平、天津十五所学校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可这时竟传来消息，南京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将设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关。
九日，北方各所学校的学生们高举旗帜与标语行至新华门，军警闻讯出动，全副武装。学生代表要求面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并提出六项要求。
等候多时，何的秘书出面回应，学生们对他的敷衍极为愤慨，继续振臂高呼，向王府街大街进发。军警镇压下，学生队伍冲散，并有十余人被捕。
可这并不能磨灭学生们的愤怒，十一日北平众多师生联合罢课。部分学校遭到封锁，重点监控。
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万余名学组织游-行，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沿路送上食物与水。可行动再次遇阻，与军警交涉未果，不少学生们受到棍棒毒打、逮捕。
之后，北大、清华等校长联名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全国总工会工人亦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纷纷罢工。南方的民众亦声援联合抗日。
“反对防共自治运动！”
“立即向日本宣战！”
“保卫华北！”
眼看形势愈发紧迫，蒲郁只得向吴祖清打听北平的情况。
吴祖清回以训斥，暗地里却涉险与北平方面联系，获悉施如令没有被捕，只是受了些小伤。
这一点他也隐去了，道：“施如令没有参与运动。不过她去年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留校做了助教，跟着教授搞学术研究。”
蒲郁忘了去考究逻辑——这件事涉及学联与地下党，二哥怎么有权过问，若无权又是通过谁问到的。
蒲郁万分感激，放下了心。
然而，这个元旦仍是不好过的。上海进步青年们呼吁抵制日商、日货，以孙仁孚为首的“上友商会”受到抨击，吴祖清只得代表会长出面，发言刊报表示商会与市民同心。
情况反而恶化，吴家的车在跨江的桥口遇上飞来粪水。文苓在车上，忍了又忍才只让司机将车想办法开走。事后警方得知，表示会严惩闹事者，文苓却道不必。节骨眼上再惹民众不满，谈话会可能没法开了。
为稳定民心，蒋召集各学校师生代表三百余人在南京开谈话会。北平各大学学生会拒绝推代表参加，会上由胡适等代表发言，要求惩办汉奸、公开外交、反对任意修改教科书等。
对南京政府而言，似乎这只是一个形式，会后出台的相关政策与师生们的期望相去甚远。
上海租界像个没有归属感的孩童，天气将回暖一点儿，又混混沌沌睡了过去。
霓虹惑人，舞厅传来歌女的靡靡之音，酒肆窗前依稀能听见百转千回的弹评唱腔：“衾儿冷，枕儿凉，见一轮明月上宫墙。劝世人切莫把君王伴，伴驾如同伴虎狼，君王原是个薄情郎。”
“我第一次听弹评，便是听的这《长生殿》。同二哥一起。”蒲郁看向身旁的人，轻声仿着唱腔道，“君王原是个薄情郎……”
吴祖清笑了下，“不要唱了。”
“我收到密电了。”
“嗯。”吴祖清不显情绪，“你是去探亲的。”
“就当是这样。”蒲郁也在心下不断说服自己，“二哥，你会惦记我吗？”
眼下时局难测，一别许是永别。
吴祖清只道：“你会回来的。”
蒲郁收到的密电是总局发来的紧急调令，去天津。
天津作为华北重要的通商口岸，向来是日本渗透的目标。日本人图谋华北的控制权，以作为“满洲国”与国府间的“缓冲地带”，最终逼迫南京政府放权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天津站情报人员为此暗中斡旋，多名情报人员牺牲。其中一位是鲜有的大将，能说日本京都方言，通晓当地文化。此番任务中，她扮成自小被日本人收养的义女，接近了日方核心人物。将要破获重大情报，却发生了不测。
不知她哪里讲错一句话，令那位大人物起了疑心。大人物释放假消息试探她的身份，查获的确有疑，便设计了游船之行，将谋杀设计成溺水而亡的意外事故。
总局要在短期内找到一个人假扮日本女子是不太可能的，只能另辟计划。
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南京政府来说是地方政权，实际是日本人眼里的自治政权。
委员会下设部门，管政、财、法等各方面。除了委员，还设参议、顾问等百余人，大多是宋哲元系、张学良系和原北洋军阀下野的人物。
曾经被通缉的隐居的，人民痛恨的吸血虫，投机倒把的亲日分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头出来寻发展的机会。他们兴官僚主义，奢侈腐败，仿佛令华北政局衰退回北洋政府时代。
蒲郁曾经的身份引起了总局的注意。前尘旧事了却，原奉系军阀将官家千金的头衔如失去危险性的蒙尘宝玉，有理由重现于世。
经安排，蒲郁去香港，搭英国人的船前往天津。对洋服店经理及太太们的托辞是去北平探望阿令。也许谈不上利用，可她还是愧于再次借用阿令的名头。
三月中旬，夕阳为熙熙攘攘的码头镀上一层粉金的尘，港口停泊的小船偶尔在风吹下晃动，不知名的鸟扑棱翅膀飞起来，向着无人的天际飞远。
蒲郁在下船的人群里有些显眼。她戴一顶窄而扁的蓝色呢帽，烫鬈的短发衬小巧的脸，着水蓝色垂坠式洋裙，搭皮草领肩，露出脖颈肌肤与一条项链。
细碎钻石链条，细碎钻石镶吊坠，一颗比鸽子蛋还大些的蓝宝石。蒲郁实际的身家加起来恐怕还比不上这条项链的零头。总局不会给这样的装配，是二哥给的。
从香港登船的时候，一位老先生塞给了蒲郁一个丝绒盒子。盒子底下有张笺文：“小郁爱鉴珍贵之物借予你，务必如期归还。”
没有落款，亦不是二哥的笔迹。看似公事公办的口吻，抬头却是“爱鉴”。蒲郁上次看到这两个字是在冯四小姐给师哥的信件里。恋人之鱼雁往来才会写“爱鉴”。
笺文烧掉了，项链戴在身上，似平安符。
不少打探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大约想知道是什么来头。比蓝宝石项链还要浮夸，她踏上石子路，刚伸了个懒腰，便颐气指使地向脚夫道：“磨蹭什么呀！就这几个箱子，还不快些搬过来！”
两位脚夫挑着几担沉甸甸皮箱，咬牙小跑过来。也不见怨懑，反而赔罪道：“大小姐，这可不是几个箱子，实在和讲好的不一样……”
蒲郁轻哼一声，“大不了加钱嚒，事情办妥了自会给你们的。”
便接着往马路上走，旁的人还在打量，却见一辆福特汽车开过来，在扬起的尘气中刹住了。
穿军装的青年下车来，向蒲郁颔首，恭敬道：“蒲小姐，我是傅处长的副官小冯，傅处长派我来接您。”
和事先得知的接头方式不一样，怎么半路杀出来个副官？
蒲郁顿了顿，仍拿出贵千金的派头上下瞧对方，“他人呢？怎么不亲自来接我？”
“傅处长有公务在身，让我先送您去国民饭店。”
蒲郁不晓得说什么了，只得生硬地试探暗语，“你晓得我的规矩吗？次等的那是都不行的。”
冯副官道：“傅处长吩咐过，蒲小姐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照办，一切要最好的。”
没有对上暗语。
可眼下情形容容不得蒲郁回绝，只得跟这位副官走。
天津开埠最早，多国侵占租界，就以最繁华的商业街来说，横贯日、法、英租界。
汽车前往饭店的途中，好似掠过不同国度。尤其在锦州道以北，日本气息浓郁，西洋建筑上也挂着能看懂但读不出的日本汉字。
跨锦州道进入法租界，街上也有三三两两穿和服的人。即便在上海，日本人大量聚集的虹口，蒲郁也未见过这般状况，顿生难言之感。
官家的车在路旁停泊，冯副官请蒲郁下车，招呼门童来搬箱子。蒲郁表面还是作傲然的模样，扫过周围的人，揣测状况。
将蒲郁送至套房，冯副官借房间里的电话作报告。蒲郁嘀嘀咕咕地称不满意，绕到冯副官身后，道：“你们傅处长是吗？把电话给我，我要和他说话！”
却见冯副官挂断电话，回道：“傅处长请蒲小姐稍作休息，一会儿再由我送您去晚宴。”
“晚宴？什么晚宴啦，人也见不着，就对我支使来支使去的。”蒲郁不满道。
冯副官浅浅一笑，“小田切先生的私人晚宴，听闻蒲小姐来，特意邀您参加。”
蒲郁咕哝两句，蹙眉道：“好啦好啦，我去就是！”
待冯副官离开房间，蒲郁拿起电话听筒拨打客房服务，一边提出苛刻的要求，一边状似不经意地把玩旁边的台灯。
只见台灯下连着铁线窃听装置。
不论是打电话还是房间里活动的声音，皆分毫不落地传入窃听者的耳朵里。
种种迹象表明，潜伏的同事面临险境，而蒲郁作为对方的“未婚妻”，还未露面便被怀疑了。日本人不想让蒲郁与任何人接触，要直接见她，或者他们。
由于保密工作，总局只给了蒲郁一个身份，并没有透露具体任务与其他情报。“傅处长”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定亲、相识，却至今也没有成婚的，得是接上线才能知晓的。
要蒲郁扮演一个骄矜的大小姐已不容易，这下还面临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与“傅处长”不要说在细节问题上说辞一致，见面的第一眼就可能会暴露。
但——赴死，也是一个战士的使命。
蒲郁握住了蓝宝石挂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