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室(7/11)
隽不疑说：“诸君对卫太子有什么怕的？春秋时期，卫国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后，国君由蒯聩的儿子继承，蒯聩想回来从儿子手里夺取君位，被儿子挡在城外，这件事《春秋》认为是对的。卫太子已被废掉，所以，这个人不管是不是真的卫太子，不重要，即便是真的，这次来也是自首，是罪人。”说罢，把黄衣人送往诏狱。
一见此景，一听此言，市民们也就散去了，公卿官员和右将军那绷紧的心也放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未央宫里的霍光和汉昭帝，则为隽不疑的临危不惧和“活学活用”儒家理论而击节赞赏。霍光尤其觉得，“做实际工作的公卿大臣得通明儒家经术才行”。
夏侯胜是博士，他敏锐地告诉学生们：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33
就是说，将来从政只要精通儒术，登上公卿高位佩戴青绶紫绶，就像弯腰捡草一样容易。如果不能精通还想当官，那还不如回家种地。
刘弗陵八岁即位，二十岁就晏驾了，身后没有子嗣。在霍光的支持下，汉廷迎昌邑王刘贺，也就是刘髆的儿子即位。夏侯胜与昌邑王家有过旧缘，见到刘贺带到长安的旧臣里不乏儒学之士，比如刘贺的师傅就是研治《诗经》的王式，因此十分高兴。
但这种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夏侯胜发现刘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信任霍光等人，刚到长安没几天，甚至还没去高帝庙告庙，就火速提拔王国旧臣，排挤前朝官员，而且日夜与亲信密谋。霍光表面神情自若，但瞒不过夏侯胜的眼睛。或者说，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前朝权臣与新任皇帝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夏侯胜注意到，刘贺的有些旧臣试图调和霍光与刘贺的矛盾，王式就几次借着说《诗经》来劝诫刘贺。夏侯胜虽然与昌邑王家有些渊源，但毕竟不是近臣，他也想提醒刘贺注意，恰好刘贺乘车出行，夏侯胜冲到御辇前，大声说道：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34
这句话体现的正是儒家公羊学的经义，天气久阴不下雨，说明臣下有谋反之心，陛下难道没有察觉，还要到处跑吗？
刘贺非常生气，说这是妖言，下令将夏侯胜拘押。但刘贺真的以为这是妖言吗？就在不久前，他还在昌邑国的时候，曾连续见到灾异，一次是高三尺的白狗，无头，脖子以下像是人；一次是明明见到一头熊，但身边的人都说没有；还有一次是大鸟飞集王宫里，也甚是可怪。
霍光听说这件事后大惊，因为他正和心腹、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废掉刘贺，此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夏侯胜如何得知？既然不是自己，那只能是张安世泄密了。霍光赶紧去见张安世，责怪他嘴巴不严。张安世却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
两人觉得纳闷，就询问夏侯胜。夏侯胜却说，不是从哪里听来的，而是按照《洪范五行传》，天气久阴不雨，就是有下谋上。
霍光和张安世这才领会到儒学的高妙之处，原来儒学所说的王道，还包括了天人合一、灾异祥瑞之类神乎其神的道理，并不仅仅是当年盐铁会议上那些道德仁义的高调。两人都认为，对儒家的经师还是要重视重用才行，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拿来装点门面。
十几天后，霍光与张安世果断出手，废掉了刘贺。因为刘贺一直没去高帝庙告庙，从程序上看，他也就还没从祖先那里获得帝位的合法性。当然，霍光也没有资格废立，宣布废掉刘贺的是十四岁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
刘贺被废，他的那些王国旧臣大多被杀。王式因为曾拿“三五百篇当谏书 ”，用《诗经》劝谏刘贺，从而逃过一死。其实，与其说他真曾劝过刘贺，不如说霍光有意要留下这些通经致用的儒士。 35
汉朝的帝位兜兜转转，居然又转回刘彻太子刘据的家中。刘据的孙子刘病已虽然人在民间，但已恢复了皇室的身份，一直在霍光的视野里。霍光等人将刘病已迎入皇宫尊立为帝，刘病已这个粗俗的名字也改为刘询。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以极小的成本尘埃落定，霍光又想起夏侯胜竟然根据经义通过天气的异常就能准确预判政治的变动，可见儒术是何等重要，正是帝王所需。霍光就令夏侯胜以《尚书》教育皇太后，升为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夏侯胜俨然是帝师重臣了！
9．汉宣帝的建国大业
刘询即汉宣帝刚即位时，压力也非常大。鉴于刘贺被废，他主动接受霍光的大权独揽，处处小心，如芒在背。他是刘据的孙子，但武帝和昭帝都没有给刘据公开平反，因此很多人私下里对刘询即位的合法性有所质疑。
广陵王刘胥从刘彻时期就念叨帝位，他养了个女巫，诅咒汉昭帝，汉昭帝果然早死；又诅咒刘贺，刘贺果然被废。听说刘询即位，大为不爽，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 ” 36
所以，刘询有必要宣示自己的合法性。
即位不久，刘询下了一道诏书，极力称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讨论武帝庙的庙号。刘彻本人虽已成往事，但刘询决意为刘彻尊上庙号，试图唤起人们的记忆：刘询是刘彻的曾孙，是武帝不容置疑的继承者。当然，尊崇武帝不代表要恢复武帝的政策，这件事一定经过了霍光的同意。
诏书一下，群臣心知肚明，所以对“尊庙号”这件事都没有什么异议，接下来主要讨论庙号是什么。唯独夏侯胜站了出来，坚决反对。他的理由非常清楚：武帝虽然有丰功伟绩，但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死人无数，耗尽天下财产，导致百姓流亡，“物故者半 ”，人民相食，财政收入和粮食储备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样的帝王，再怎么伟大，“亡德泽于民 ”，就是说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怎么能尊庙号呢！
看来，夏侯胜对刘询的真正目的并不理解，只是单纯批判刘彻。所以，当群臣来批评他的时候，他说：“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 37 表达了儒士的风骨：既然身为人臣，那就要有啥说啥，不能阿谀奉承，而且话都说出来了，收回也没有意义，我死也不后悔。
被臣下好一番羞辱，刘询当然恼火，但关键是夏侯胜没能领会他的意图。所以，夏侯胜和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并被下狱，而刘彻的宗庙终于被尊为“世宗”，成为有汉以来第三位有庙号的皇帝。
在狱中，黄霸请求向夏侯胜学习儒经，夏侯胜觉得两人将来都得死，学不学意义不大。但黄霸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竟然就在狱中拜夏侯胜为师学习儒经。这不仅说明黄霸的好学，更说明了儒术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令士大夫虽九死而不悔。
师徒二人在狱中讲诵了一个冬天，拐过年来的夏天，关东发生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一些山陵也因灾滑坡崩塌，被房屋倒塌直接压死的就有六千多人。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发生如此恐怖的灾异，刘询坐不住了，他下诏承认“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 ”，承认自己有过失。同时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释放，夏侯胜出任谏大夫，加官给事中，被赋予出入宫禁之权。黄霸则外放为扬州刺史，这时期刺史还未具备后来州牧的大权，但也是重用了。
夏侯胜终于和刘询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不拘小节，在刘询面前有时候不称“陛下”却说“君”，这反而令刘询很喜欢，大概是“君”更富有古意吧。有些时候，夏侯胜还会刻意把刘询的一些话传到外面，一开始刘询还不高兴，夏侯胜说：陛下说的都是好话，我把好话放出去，是为了让大家都敬仰陛下。总之，夏侯胜和刘询的关系在一场你死我活的风波过后，反而出奇地和谐。有理由猜测，夏侯胜表面上质朴简单不拘小节，实际上多年的儒术修养令他通晓人臣之道，所以才会将儒术售于帝王所用。
这恰恰诠释了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多年以后，刘询苦等到霍光去世，给霍光极尽哀荣，却很快又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将大权牢固握在手中。
刘询也终于卸下了面具，虽然没有遽然更改霍光的政策，但不再允许对汉武帝的攻击和批判。事实上，他还要效仿汉武帝，在牢固把控大权的同时，平衡国家政策上王道和霸道的冲突。毕竟自武帝死后，汉朝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又具备了施行霸道的物质基础；同时，经过多年的涵养，儒家也已经兴旺发达，外朝充斥着大量儒臣，势力不可小觑，似乎复现了汉初功臣集团云集外朝的局面，例如他的丞相黄霸、于定国等，都是从法家的官吏转变为儒者，才得以先后当上了丞相。
所以刘询要追慕刘彻，也得与时俱进。他采取了两方面措施。第一，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鼓励郡国发现祥瑞。刘询当皇帝时期，凤凰在全国到处出现，甘露多次降临未央宫和上林苑，神雀出没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甚至出现了黄龙！刘询对祥瑞的热爱不啻他儿媳妇的侄子王莽。此外，刘询还在石渠阁召集儒学诸家讨论分歧，“称制临决 ”，据说对一些分歧做了平议，以彰显他作为帝王对儒学具有的权威。
第二，在权力的运作上，刘询刻意打压甚至杀戮儒臣，重用那些法律行政出身的官员。此外，他借鉴武帝抬高中朝的做法，着力提高宦官的地位，不断给外戚委以重权，从而抗衡、牵制外朝那些咄咄逼人的儒臣。武帝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曾经担负重任，刘询也很重视自己的外戚许氏家族。霍光死后第二年，刘询曾惩于霍光的权势，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但又把外戚兼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件事作为定例，在微妙中取得平衡。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就在这绚烂之中，隐约存在着某种危机。刘询的太子刘奭热衷儒学，曾在侍宴的时候，看父亲心情好，从容劝父亲要遵从王道，减少杀戮。没想到刘询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可以视为汉朝“建国”的内涵，也是“汉道”的宣示，更是王莽登上历史舞台的预言：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乱我家者，太子也！ 38
“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这一不可淆乱的“家法”就是汉朝“建国”的汉道。从刘邦和吕后立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探索、涵养，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终于都已完成，西汉的“德性”也在这时期臻于圆满 39 。
当然，这一“家法”很难说是皇家有目的制作的若干制度，而是由几代汉帝层层累积形成的惯例、传统。如果说儒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那么对皇室以及当时的汉朝人来说，汉家自秦沿袭而来的惯例、传统也具有合法性。两者都是刘氏家族拥有天下的必要因素。
然而，刘询鼓励各地报祥瑞，是为了烘托汉朝的伟大和自己的神圣，却做梦也没想到，祥瑞和灾异是“一体两面”，当朝野习惯了以灾异和祥瑞来窥探政事，那么一旦对政治不满，就满眼都是灾异；而所有的灾异都会指涉政治，从而侵蚀着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刘询用外戚来对抗儒臣，是因为外戚不必学习儒术即可从政，而且外戚一般只担任中朝官，与外朝的儒臣形成平衡。但他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儒家的代表，从而得以收拢内外两朝，架空皇权。
而儒术又是与灾异密切相关的，到了那一天，儒术、灾异、外戚，三者在王莽身上合为一体，刘氏家族的建国和建政大业面临沦丧的危险。
注释：
1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2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48页，东大图书公司，1994。
3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0页，商务印书馆，2018。
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