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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一章 汉室(8/11)

张向荣 · 历史军事 · 382 KB · 2025-05-19 13:07:44

第一章 汉室(8/11)

5  《汉书·景帝纪》,第149页。


6  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7  阎步克,汉朝“用秦制不用秦政”,见《波峰与波谷(第二版)》。


8  陈苏镇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秦国急切地把秦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关东各国,而法律的移植造成了被征服土地臣民的不适应,旧的习惯被摧毁,不仅没有慑服被征服者,反而迅速导致了叛乱,并灭亡了秦政权。而汉朝就没有这么做。见氏著《〈春秋〉与“汉道”》。


9  《史记》载文帝四年,《汉书》载十三年,应以后者较妥。


10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1。


11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16页提示了汉法移植到诸侯国的后果。


12  《汉书·刑法志》,第1098页。


13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4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5  《汉书·刑法志》,第1099页,并枚举了“斩右止”所对应的几项罪名。弃市,一说为绞刑。


16  《后汉书·崔寔列传》,第1729页。


17  今山西曲沃一带。


18  今陕西韩城附近。


19  《汉书·五行志》,第1427页。又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第90页,户口减半,并不是人口减半,而是考虑了脱籍、逃亡,以及武帝时期地方官的虚报。但百姓的逃亡,同样说明了当时政策的严酷。


20  今陕西淳化附近。


21  霍嬗之死很可疑,他是否为献祭被杀,因文献无存,无从探求真相。


22  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23  《史记·汲郑列传》,第3106页。


24  《史记·龟策列传序》,第3224页。


25  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138页。


26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上篇。辛德勇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年号是从“太初”开始,汉武帝的“元光”“元朔”等年号是追记,而且这几个年号主要是六年一改元的标记,没有特殊的“更始”含义。


27  今山东泰安宁阳。


28  陈侃理认为,《洪范五行传》为夏侯始昌所作,见氏著《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9  今山东菏泽巨野一带,当时属于通衢。今山东潍坊仍辖昌邑县,与西汉的昌邑并非一地。


30  桑弘羊此时因故从大司农被短暂贬为搜粟都尉,但大司农空缺,桑弘羊实际仍代行大司农之职。


31  《汉书·西域传》,第3914页。


32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2015年12月)第6期。


33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9页。


34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5页。


35  也有一种可能性,在这场政变中没有被杀的昌邑王旧臣,比如王吉、龚遂,已主动投向霍光。西嶋定生持此说,见氏著《秦汉帝国》,第321页。


36  《汉书·武五子传》,第2761页。


37  《汉书·夏侯胜传》,第3156—3157页。


38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


39  吕思勉《秦汉史》第152页:“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此说太过理想化,霸王之道,不会区分民与吏,而是不可分割的统治思维。






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10.汉元帝的恐惧



王政君的丈夫刘奭,也就是汉元帝,因为好儒差点被父亲汉宣帝废掉太子之位。但平心而论,刘奭好儒的种子是汉宣帝亲自种下的。汉宣帝长在民间,大概因为年少时只能依靠祖父刘据身边的一些故人长者,没能接受系统的皇家教育,所以对太子的教育就颇为上心,以作弥补。


刘奭成为有汉以来第一个接受了完备的儒家教育的帝王。


他的太子太傅都是有名的经师、重臣,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大儒夏侯胜和狱友黄霸,还有疏广、严彭祖、夏侯建、萧望之等,萧望之后来还成了刘奭的丞相。这几位师傅有个共同点:所传授的都是儒家的齐学 1 ,也就是最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等近乎神学的那一派学问。


可想而知,性格温柔、举止雅致、为人谦逊又受齐学教育的刘奭一旦当了皇帝,会出现何种情形。


那就是一看到天灾人祸,就会认为是上天对他的警示。


汉朝刚刚经历了昭宣中兴,国力已从汉武帝末年的凋敝恢复过来。但这毕竟是公元前,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抗灾能力很差。面对天灾,有些帝王并不在乎,史书也未必一一记录;刘奭却忧心忡忡,每次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再加上后来班固想把西汉走下坡路的起点划在汉元帝时期,所以《汉书》里这期间记录的灾异特别多。


即位第一年,刘奭就遇上了地震、瘟疫、关东十一个郡国水灾,“饥,或人相食 ”,令他寝食难安。第二年,又遇上陇西地震、歉收、北海水倒灌,以及关东饥荒,“齐地人相食 ”。 2


再以后,连年灾异,水旱雪霜就不多说了,还有日食、地震,或是皇家宗庙起火,或是星宿逆行,或是“白蛾群飞蔽日”…… 不一而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祥瑞。刘奭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有一次,儒生京房向他报告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春秋》上所有的灾异全都有了——“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


这个问题明知故问,倘若让后世帝王来看,一定觉得大逆不道。但刘奭却沉痛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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