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9/21)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指的是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上一连串统治北中国的政权，主要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中除北齐外，都是由鲜卑族建立。北朝与南朝分立的局面，被合称为南北朝。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竟然有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文皇后乙弗氏、宣武灵皇后胡氏等魏、齐、周等国的皇太后、皇后17人出家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成为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卷的尼姑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佞佛、媚佛而造成，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广兴祠庐，人苦之。”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先始于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西晋十六朝时期得以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在北魏时达到鼎盛。北魏共历17帝，171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如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后来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于是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而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尺，全山造像142289尊。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品，题名为200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政权，历6帝28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高洋本人也佞佛，他曾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受禅僧僧稠的影响，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
北周是代西魏而立的政权，历5帝25年，北周对于佛教，经历了奉佛、毁佛、兴佛的过程。明帝宇文毓在位三年，大造佛像，曾为先皇帝造卢舍那织成像一躯和菩萨像二躯，他也下诏建寺，此诏存于《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继位的武帝宇文邕毁佛，到宣、静二帝，又重新兴佛。
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皆因佞佛使然。
然而，另外一些人从北朝17位皇后出家的背景出发，仔细加以比较，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佞佛并不是皇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为这些皇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一是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清静幽雅，有利于染病在身的皇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皇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皇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也有的皇后是逃避深宫禁锢追求个性解放，寺庵可以躲开皇宫的森严制度，可以成为相对自由的乐园，甚至于可以变为淫乐之地。魏太武帝就是因为发现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妇女淫乐之处而毁佛的。
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皇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北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寺院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僧尼的人数骤增。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他们不经营生产，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范缜在《神灭论》中说：人倾尽家财去拜佛求僧，然而那些粮食却被无所事事的众僧吃掉了。大量钱财都流进了寺院，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但却没有人去制止，人们还都在称颂“阿弥陀佛”。
在这些佛寺中，有的还是由统治者出资修建的。这些皇帝修建的寺庵，大都富丽堂皇，以收容皇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为例，此寺还有大量的宫女供皇后妃役使。因此可以看出，这里名为寺院，实是皇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皇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皇后为尼与被贬入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皇后入寺为尼。因此，这些人认为，在当时，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皇后出家为尼的根本原因。
史上首位让皇帝戴绿帽子的太监
史上首位让皇帝戴绿帽子的太监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孝文帝亲政后，改鲜卑姓为汉姓，改革服饰，迁都洛阳，制作礼乐，分明姓族，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对鲜卑族落后的社会习俗进行改革。但是，孝文帝在爱情生活上颇为坎坷，与事业的辉煌根本无法相比。
孝文帝的前两位妻子分别是林氏和高氏，林氏和高氏虽然都为孝文帝生了孩子，但是孝文帝并没有明媒正娶她们，而且孝文帝也并不宠爱她们。孝文帝后来迎娶了两位皇后，分别是废皇后冯清、幽皇后冯润。废皇后冯清，是太师冯熙的女儿。太和十七年，27岁的孝文帝，虽然此时他已经是7个男孩的父亲，然而从礼法上讲，他依然是未娶妻的单身汉。太尉元丕等上表说：“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于是冯清被立为皇后，她履行一个皇后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每逢大典，她率领后宫中的夫人、嫔妃、世妇、御女如锦簇花团般出现在典礼现场；孝文帝出征，她留守平城，为远行的丈夫在佛前祈祷。然而，她却也无法得到孝文帝的爱。
孝文帝所有的妻子中，他最情有独钟的是冯清的异母姐姐冯润。冯润14岁入宫，她风采照人，妩媚艳丽，深得皇帝宠爱。但是不久却得了慢性病，被冯太后送出宫外当了尼姑。冯润病好之后，忍受不了念佛读经的寂寞，曾经与人有私情。孝文帝自冯润出宫之后，一直忘却不了她的音容笑貌，怀念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强烈。在得知冯润病愈的消息后，马上将她接回了宫中。
冯润回宫后，孝文帝对她宠爱如初。公元496年，孝文帝以皇后冯清不讲汉话为由，废为庶人，立冯润为皇后。失势的皇后冯清，避居瑶光寺为尼，青灯古佛，孤独终老。孝文帝虽然宠爱冯润，却更加重视统一大业，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他发兵20万进攻南齐，并很顺利地攻下新野、南阳、樊城等地，之后，大军停在悬瓠一带休整。
皇上领兵在外，在后宫做主的新皇后冯润水性杨花的本性又显现出来。当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高菩萨，仪表堂堂，是靠欺骗手段混进宫中的，仍是个没净身的真男子。冯氏不久便与他勾搭在一起。高菩萨很会笼络人，他手下有一批人甘心为他卖命，充当爪牙。冯氏也培植了一批私党，互相勾结，表里为奸。尽管宗室中有人知道了他们的丑事，但也无人敢管。
但是，冯氏的丑闻最终还是被孝文帝知道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年少寡居的彭城公主被冯润不学无术的弟弟冯夙看中，孝文帝也答应了这门亲事。谁知公主与死去的丈夫情深意笃，不愿马上嫁人，即使嫁人，也不愿意嫁给冯夙这样的平庸之辈。冯夙准备强娶之时，无奈的公主率几个婢仆秘密出宫，赶往皇帝军中，合盘端出了皇后与高菩萨的奸情。孝文帝又惊又怒，但对妹妹的话也不全信，认为可能她在惊怒之下，捕风捉影，说了气话。但是，孝文帝的亲信宦官刘腾的密报却将孝文帝对皇后的幻想击得粉碎，孝文帝因此事急怒攻心病倒在军中。
冯皇后得知自己的丑行暴露后，忧惧之中忙与母亲常氏商讨对策。俩人求托女巫，诅咒孝文帝速死，并希图像冯太后那样，另立少主临朝称制。同时为了侦探孝文帝的情况，冯润多次派心腹到军中探望孝文帝，孝文帝为免打草惊蛇，对宫中之事佯作不知，冯润不禁心中窃喜。
公元499年，孝文帝经周密安排，突然赶回洛阳，一入宫即捕拿高菩萨等人，并且从冯皇后身上搜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匕首。到了晚上，孝文帝坐在含温室，让冯皇后坐在离自己的坐榻有两丈多远的东边屋子里，然后命令高菩萨等人坦白交待与皇后淫乱之事，高菩萨无奈，只得一一招供。审讯完高菩萨之后，孝文帝把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两人召进自己的房中，指着冯皇后对他们说：“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子，从今开始就是两旁路人了，所以只管进来勿须回避。”接着又说：“这个荡妇想要拿刀刺杀我，我因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掉她，只是把她虚置在宫中，她如果有廉耻之心的话，或许能自取一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分。”彭城王和北海王出去后，孝文帝问冯皇后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冯皇后跪地磕头，涕泣不已。孝文帝念在多年的夫妻情分上，让冯皇后回到后宫幽居，嫔妃们见到她还照样对她施行皇后之礼，只是命令太子不再每天早晨去向她请安。
经此剧变，孝文帝一直郁郁寡欢，孝文帝因为冯润之事，加上身体本来虚弱，一病不起，临终时下旨：“冯皇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乖违后德，我死之后，可以赐她自尽，以皇后之礼仪加以安葬，庶可免去冯氏家门之丑。”北海王等人以孝文帝的诏令去给冯皇后送毒药，冯皇后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不肯饮药，说道：“皇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诏令，这是诸王之辈们要谋杀我呀！”北海王无奈，只好让人把她抓住，强迫她把毒药喝下去。淫乱后宫的冯皇后就这样一命呜呼！
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杜撰的故事吗？
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杜撰的故事吗？
在我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流传着一首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辞》，讲述了一位巾帼英雄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首民歌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传唱至今，使人们对“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充满了敬仰。
传说中木兰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平日料理家务。她还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有一天，衙门里的差役送来了征兵的通知，按照当时的征兵制度，木兰的父亲也要从军。但木兰的父亲年岁已大，并且染病在身，根本就不能参军上战场杀敌。木兰没有哥哥，弟弟又太小，她不忍心让年老的父亲去受苦，于是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木兰父母虽不舍得女儿出征，但又无他法，只好同意她去了。
木兰随着队伍，到了北方边境后。她担心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人发现，故此处处加倍小心。白天行军，木兰紧紧地跟上队伍，从不敢掉队。夜晚宿营，她从来不敢脱衣服。作战的时候，她凭着一身好武艺，总是冲杀在前。战争一直持续了12年，由于木兰作战勇猛，武艺、兵法样样精通，在军中屡立战功，脱颖而出的她渐渐从一名普通士兵跃居为一名将军。
战争结束了，大军终于凯旋而归。皇帝论功行赏，封木兰为尚书郎。但是，木兰却不愿做官，也不想要财物，她只希望得到一匹快马，好让她立刻回家。皇帝欣然答应，并派使者护送木兰回去。木兰的父母听说木兰回来，非常欢喜，立刻赶到城外去迎接。弟弟在家里也杀猪宰羊，以慰劳为国立功的姐姐。木兰回家后，脱下战袍，换上女装，梳好头发，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道谢。同伴们见木兰原是女儿身，都万分惊奇，没想到共同战斗12年的战友竟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于是，木兰从军的故事就一传十、十传百，在民间流传开来。虽然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正史中却没有关于她的记载。我们见到的最早记载木兰从军故事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其中描写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究竟是文学杜撰，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呢？
对于在历史上有无木兰这个人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木兰”的名字最早见于民歌《木兰辞》，无正史记载，她只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文学形象，并非真有其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没有被记载入正史的并不代表本人不存在，中国古代就连位高至宰辅者也未必尽入正史，特别是武将，即便参加过征战者也只不过写进了几位战绩功勋特别卓著与地位名望特别显贵的人，况且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真人真事的不计其数，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就来源于真人真事，而且木兰就是唐朝人。
这些人首先认为《木兰辞》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第一，诗中有“可汗大点兵”句，查遍二十四史，天子而兼有可汗之称的，仅有唐太宗一人。其次，诗中有“从此替爷征”句。只有唐初实行的府兵制，才有子代父征的规定。虽然府兵制早在北魏就出现了，但都没有子代父征的规定。另外，诗中描写府兵制的诗句甚多，如“愿为市鞍马”、“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等等，都是只有唐初有了自备资粮兵器的规定才有可能产生这种行动。诗中还有“出门看火伴”等句，也只有唐初的折冲府才规定十人为火，据此可佐证木兰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唐初。再次，诗中有“策勋十二转”句，只有唐代置司勋吏，掌管官吏勋级，凡达到十二转者称为上柱国，对立有战功的将士先授以荣衔，再封以相适应的官职。最后，诗中有“愿借明驮千里足”句，史书记载：“唐制，驿置明驮使，非边塞军机，不得擅发。”据此，木兰的故事亦应发生在唐代。
那么，《木兰辞》可不可能杜撰了一个唐朝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呢？宋代的文学家程大昌在《繁演露》中说：“乐府有木兰，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归，不受爵赏，人为作诗，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为寓言，然白乐天题木兰花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即来。又杜牧有题木兰庙云云，既有庙貌，又云曾作女即，则诚有其人矣！”明朝的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也有相似的说法。他们都根据白居易和杜牧的诗句，不仅认定历史上实有木兰其人，而且认定木兰是唐代人，因为《木兰辞》在唐代尚无争议，唐代人对于唐代史实当然是了解的，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是修过《通典》的著名史官，杜牧的《题木兰庙》相去初唐只不过几代人，木兰的故事经由杜佑考证后再传给杜牧，事实应是可靠的，况且如果木兰的故事不是史实，为什么唐代众多的诗人对之竟毫无怀疑呢？这说明唐人非常熟悉木兰，木兰确系历史人物而并非虚构应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如何写就名篇《兰亭序》？
王羲之如何写就名篇《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为三大行书书法帖之一，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其作者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年)，中国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7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12岁，为了练好书法，王羲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常常凝眉苦思，以至于废寝忘食。
王羲之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爱好，他非常喜爱鹅，因为他觉得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给他写一卷《道德经》。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轻易替人抄写经书的。后来，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品种好的鹅。王羲之听说道士家有好鹅，真的跑去看了。当他走近那道士屋旁，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招人喜爱。王羲之在河边看着，简直舍不得离开，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这群鹅卖给他。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喜爱，就用不着破费，我把这群鹅全部送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替我写一卷经。”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给道士抄写了一卷经，那群鹅就被王羲之带回去了。
对书法的痴迷，终于使王羲之成为一代大书法家。他学习别人的书法，但又不拘泥于别人的书法之中，而是善于创新，富有创造，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书法家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当时的大书法家庚翼见人们竞相学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像“野鹜”一样，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后来庚翼见到王羲之给庚亮回信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庚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
东晋时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在王羲之去世前8年，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雅士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修，并饮酒作诗。做完诗后，大家将当日所做的37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这时众家又推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浓，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序文共28行，324字。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到了第二天，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将序文重书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些不相信，一连重书几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华。这时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兰亭序》中有20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随葬，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价说：“飘若游云，矫苔惊蛇。”
王羲之的草书作品无论在用笔上，还是在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称赞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多面的，无论是书体还是技法，他都是集大成而穷变化，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24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帖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兰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内？
《兰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内？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习书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奉为“书圣”。据说，宋代大学者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20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释读之难。因此，《兰亭序》可以说是由杰出的书法智慧所营造成的迷宫。就是这样一幅无价之宝，现今流传的却是唐代及其后的临摹本，那么，真迹何在？是已经在战火中焚毁还是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里？
《兰亭序》真迹在世上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李世民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喜爱书法文字，尤其喜爱王羲之的笔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广为搜寻。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兴致来时临摹揣度，体会其笔法兴意，领略其天然韵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却。不仅如此，他还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王羲之的真迹。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虽然收藏王羲之墨迹不少，其中也有《兰亭序》，但始终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的真本。一国君主，却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显得闷闷不乐。
后来，经过查访才知道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据《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辨才处，三次召见，辨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萧翼回到长安后。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辨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后梁耀州节度史温韬，乘机大掘唐帝诸陵，搜罗财宝，时人号其为“劫陵贼”。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至宋朝元丰年间，这件国宝一度再现，有人持帖，并有一异石，名曰“织女支机石”，自称皆出昭陵。旋即不知何人购去，千古宝物，就此从世间消失。
但也有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藏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还有一种说法是《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序》随葬，而是将《兰亭序》交给了同样喜爱笔墨丹青的李治。李治多病，临终前，他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兰亭序》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时复入御府。
《兰亭序》真迹的下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也成了一个历史文化之谜。也许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我们才知道《兰亭序》是否已经真的不知所终了吧！
陶渊明隐居是自愿还是迫于无奈？
陶渊明隐居是自愿还是迫于无奈？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他有首《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古今传诵、流芳百世的饮酒之歌，刻画了一个远离世俗的人间仙境，让我们不自觉地从尘世的喧嚣之中摆脱出来，从中得到内心的宁静。我们不禁会问陶渊明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美的诗歌？他有什么样的奇特经历呢？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渊明9岁丧父后，家庭衰微，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书甚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太元七年(382年)，陶渊明18岁时，前去投奔父亲生前的挚友谢玄。谢玄其时正担任兖州刺史要职。他热情地款待了陶渊明，并让陶渊明与其子谢焕一起读书习武，准备过段时间正式起用陶渊明。不料，不久陶渊明就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体欠安，嘱其速回。陶渊明回家不久，谢玄就因当时专权的皇族会稽王司马道子等人的猜忌和攻击，抑郁成疾，溘然长逝。陶渊明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不知所措，于是天天借酒浇愁。慢慢地，陶渊明嗜酒成瘾，每次喝酒总是一醉方休。喝醉后，他就坐在宅树之下或吟诗作赋，或放声长啸，常年如此，遂成癖好。陶渊明喜好饮酒，他直接写酒的诗有二十余首，但是他并未嗜酒如命，反而是“饮而不乱”。后世形容人对某种事物的极端喜爱迷恋程度，用的就是“陶（渊明之）醉”一词，也都证明他对酒的好饮，止于陶醉而已。他所留下与酒有关的故事，也可以见证他在醉与醒之间的分寸。
陶渊明不只爱酒，更爱菊花。陶渊明的前妻陈氏，知书达礼，温柔贤淑，她与陶渊明结婚六年，育有四子，由于生育过密，加之平日操劳过度，身体虚弱不堪，在一个灾荒之年香消玉殒，魂归天国。陈氏的早逝，对陶渊明是一个沉重打击，陶渊明于是将对爱妻的情思全都寄托到菊花上，他将菊花与酒结成一体，自酿成菊花酒，既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也满足他的精神升华。
由于家里境况也是一日不如一日，自从续弦翟氏进门以后，他那伤痛累累的身心才得到了抚爱和慰藉，他不忍心让翟氏也去重蹈陈氏的覆辙，跟着自己去挨穷受苦。在好友庞遵的再三劝说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但是，陶渊明发现了桓玄篡权的野心，于是，借母丧辞职回家。
后来桓玄叛晋，被刘裕、刘毅等击败后，挟持晋安帝到江陵，陶渊明投奔到刘裕身边，但不久，他却发现刘裕剪除异己、任人唯亲，这使他感到失望，于是打算辞职隐居。陶渊明的堂叔陶夔不同意陶渊明的隐居，对他说：“你再去归隐田园，固然很好，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年龄已大，又不善理财、孩子尚小，家境贫困，这往后的生活又该如何去维持？我的看法你不如走一条中隐之路。”何为中隐？指的是做地方上的小官。陶渊明思索再三，接受了他为彭泽县令的朝廷任命。做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后，由于督邮发难，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离开了官场，真正走上了回乡隐居之路。
陶渊明在隐居后得知刘裕篡权称帝，这使得他复兴东晋的梦想彻底落空，于是改名为陶潜，拒绝任何官方来往。陶渊明的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他穷不改志，也不求“嗟来之食”。有一次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济送来厚礼，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他以无功不受禄而拒收。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陶渊明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不久，陶渊明走完了他63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陶渊明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代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菩萨皇帝”梁武帝为何会饿死？
“菩萨皇帝”梁武帝为何会饿死？
中国历史经过了三国时期的混战之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又天下大乱，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在这其中，梁朝的萧衍皇帝堪称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仅倾巨资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经常请大批和尚到宫中讲解佛法，一住就是几个月，期间连朝事也不再过问，甚至亲自出家做和尚，潜心研究佛法，成为历代皇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皇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梁武帝作为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初期，施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使得国家有了稳定富足的局面。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公元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朕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皈依佛教。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抄这道诏书，以示决心。15年后，在等觉殿屈尊受菩萨戒，从此，他就被称为“菩萨皇帝”。他不仅自己受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嫔妃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当时响应的各界人士达4.8万人之多，可谓上行下效！
梁武帝还集众讲经：梁武帝皈依佛门后，非常热衷于佛事活动，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允许佛门弟子自由参加，互相交流、切磋。在举办法会时，时常进行大赦，以示慈悲为怀。除举办法会外，梁武帝一有空闲，就亲自为众僧尼讲解经义，规模一般都在万余人以上。公元533年二月的一次讲经活动，为一个经题，他就整整讲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在内的各界听众竟达数十万人，真是盛况空前！
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终四处凑集了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才将“皇帝菩萨”赎回，但梁武帝执意出家，不肯回宫，群臣无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萧衍迷恋佛教，就这样反复四次舍身寺院，追随佛法。
然而，梁武帝对佛法的虔诚并没有换来国家的安定和个人的幸福。侯景之乱在梁武帝萧衍沉溺于佛教之时爆发了。侯景是羯族人，曾是东魏将领，投靠西魏。梁武帝为收复中原而招纳侯景，封为河南王。梁宗室子弟萧渊明被东魏俘获，梁武帝打算用侯景与东魏进行交换。这件事激怒了侯景。公元548年举兵反叛。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他命萧正德保卫京师，而萧正德却派船接侯景叛军过江，迎进建康，包围“台城”(即宫城)。侯景过江时兵不过8000，马不过数百，而当时台城中尚有男女10余万，甲士2万多，四方援军相继奔赴建康者30余万。但援军无统一指挥，多持观望态度，宗室诸王顿兵不前，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与人接触，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送了，这时萧衍已经86岁，被困时仍然念经诵佛、斋戒不衰，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下场可谓凄惨。
也有人认为梁武帝并非饿死而是忧愤而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送了几百颗鸡蛋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86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管梁武帝因何而死，他自身都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引起。梁武帝在位48年，葬于修陵，庙号为高祖，谥号为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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