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8/21)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传国玉玺历经千年神秘失踪之谜
中国历史上，堪称国之重宝的器物不在少数，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传国玉玺。它是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是史学家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笼罩在它身边的，是重重的刀光剑影，低沉的鼓角铮鸣，它的出现和消失，甚至成为王朝更替、江山易帜的象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琢为玉玺，命李斯丞相在其上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从而成为传国玉玺。
秦二世死后，由子婴把传世玉玺献给汉高祖刘邦，授之为“汉传国玉玺”。西汉末年（8年），王莽专权，当时皇帝孺子年仅2岁，传国玉玺置于长乐宫，由元帝王皇后代为掌管。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玉玺摔在殿廷，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公元23年十月，王莽被杀，玺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绿林军将领李松。又由李松派人送给更始帝刘玄。刘玄为赤眉军所掳后，传国玉玺落入赤眉军拥立为帝的刘盆子手中。后来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玉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何进谋诛宦官不成，反为宦官所害。袁绍领兵入宫诛杀宦官，宫中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玉玺，返宫后传国玉玺查无下落。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率先攻入洛阳城的孙坚，在井中见一宫女之尸身上有一红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传国玉玺（见《吴志》）。之后孙坚之子孙策将玉玺献与袁术以借兵马。孙策用此玺从袁术处换来三千兵将，从而奠定了孙吴霸业之基。袁术称帝失败后，玉玺归属曹操。
曹魏代汉，传国玉玺作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玉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玉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玉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用三百精骑连夜把它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帝，传国玉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他的部将侯子鉴将玉玺投到了栖霞寺的井中，有一个寺僧将玉玺捞出收存，后来他的弟子将玉玺献给了陈武帝。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及太子元德携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于是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郭威建后周后，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发现了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13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这就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但是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怀疑它的真伪。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走，传国玉玺也被大金国掠走，随后便销声匿迹。
在南宋、金朝长期并存的100多年中，传国玉玺一直没有音讯。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古攻灭金朝，金哀宗自尽，并未发现传国玉玺。南宋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攻灭南宋，宋恭帝奉上传国玺投降，但这是南宋自己制作的玉玺，并非秦始皇传下来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去世，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却神秘地在大都出现了。夏四月，在上都举行的蒙古王公贵族大会上，御史中丞崔将玉玺献给皇孙铁穆耳，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此后，传国玉玺在元朝传了数代皇帝。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闰七月，元惠宗逃往蒙古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以历代传国玉玺未得，遣徐达率精兵15万，分三路攻入漠北，追击遁逃的北元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玉玺。双方一直战到十一月，明朝大军最终还是空手而返。至此，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玉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明清两代，偶尔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但是都是附会、仿造之赝品。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一名陕西人得到一块玉印，据称为传国玉玺，呈献明孝宗，但明孝宗对此深表怀疑，没有采用。明末，相传由元顺帝带入漠北的传国玉玺，为其后裔林丹汗所有，林丹汗兵败之后，玺落入后金太宗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因此称皇帝，定国号为“大清”，表示要占领中原，取代明朝的统治。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藏御玺39方，其中一方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的玉玺被称为传国玉玺。但乾隆钦定御玺时，却认为这块玉玺“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钦定为赝品。直到1912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据说，玉玺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这只是一种猜测，台湾方面没有承认此事。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传国玉玺失踪，这块国宝真假难辨。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回答。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洛神赋》中的神秘女子是谁？
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有一幅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此图描绘的是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是洛神却无奈离去的情景。在画中，站在岸边的曹植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水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画中的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她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但最终在云端中渐去，留下此情难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之，最后依依不忍地离去。
《洛神赋图》依据的是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其中曹植这样描述洛神的美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容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从抽象到具体，从神韵、风仪、情态、姿貌，到明眸、朱唇、细腰、滑肤，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睹其形。此外曹植还描写了洛神的动态美：“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曹植借助自己的梦境，将他的梦中情人如梦如幻地描绘了出来。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曹植所描写的“洛神”和顾恺之画中的“洛神”是现实中的人物还是梦境中的想象？
有人认为，所谓的“洛神”是现实存在的，那就是曹植的嫂嫂甄氏。据《文昭甄皇后传》载：甄氏乃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建安年间，她嫁给袁绍的儿子袁熙。东汉献帝七年，官渡之战，袁绍兵败病死。曹操乘机出兵，甄氏成了曹军的俘虏，继而嫁曹丕为妻。曹操的夫人刘氏生长子曹昂，早年殁(死)于宛城。次夫人卞氏生四子：曹丕，笃厚恭谨；曹彰，勇而无谋；曹植，聪明机警，却嗜酒放纵；曹熊，身体病弱。
甄氏嫁给曹丕后，当时曹操正醉心于他的霸业，曹丕也援有官职，而曹植则因年纪尚小，又生性不喜征战，遂得以与甄妃朝夕相处，进而生出一段情意。曹操死后，曹丕于汉献帝二十六年（229年），登上帝位，定都洛阳，是为魏文帝。魏国建立。甄氏被封为后，并于次年郁郁而死。
就在甄后去世的那年，曹植到洛阳朝见哥哥。甄后生的太子曹睿陪皇叔吃饭。曹植看着侄子，想起甄后之死，心中酸楚无比。饭后，曹丕遂将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睹物思人，在返回封地时，夜宿舟中，恍惚之间，遥见甄妃凌波御风而来，曹植一惊而醒，原来是南柯一梦。回到鄄城，曹植脑海里还在翻腾着与甄后洛水相遇的情景，于是文思激荡，写了一篇《感甄赋》。曹植在这篇赋文中以神话的方式来寄托他思念甄氏的哀思。魏明帝继帝位后，为避其母讳，乃改名《洛神赋》。
《洛神赋》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唐代大学者李善注解《洛神赋》，将曹植和甄妃的一段恋爱故事讲述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更使洛神和甄妃等同起来。人们喜爱这段浪漫故事，更愿意相信这段故事的曲折、真实。这样，洛神甄夫人的传说借助《洛神赋》的优美文字和李善的浪漫注解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同样，有人提出了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的理由：第一，即使曹植爱上他的嫂嫂，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
其次，《洛神赋》原名《感鄄赋》，亦作《感甄赋》。而此“甄”不同彼“甄”，“甄”字通“鄄”，在作《感甄赋》的前一年，即黄初二年，曹植被曹丕封为鄄城侯，第二年又晋封为鄄城王（今山东濮县）。所谓感鄄者，所感的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而洛神，则是洛水之神，名宓妃，是传说中伏羲氏之女。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后来，甄后的儿子曹即位为魏明帝，他对叔叔的文章倒是很喜欢，不过觉得题目起得不好，便将《感甄赋》改为《洛神赋》。无论是曹植，还是曹，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改名举动竟被后人理解成“欲盖弥彰”，于是文人附会，臆想百出，那个在洛水之畔赠送枕头的女子，便由宓妃变成了甄妃。
由此看来，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鄄”与“甄”的混淆使得甄妃成了《洛神赋》的主角，也成全了后人传说的美丽爱情故事。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刘禅装疯卖傻是最高生存智慧
说起刘备的儿子，小名叫做“阿斗”的刘禅，人们总把他与“扶不起”相联系。在世人的心目中，刘禅是平庸昏聩之君，不管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市井的平头百姓，对刘禅的印象始终是碌碌无为的庸主一个。更有甚者称之为“亡国之昏君，丧邦之庸人”。“乐不思蜀”的故事，似乎更加证明阿斗的“扶不起”。历史上的阿斗真的扶不起吗？他真的是个昏庸、愚钝甚至有些弱智的君主吗？
从史籍的记载和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人认为，刘禅虽然不是英明神武之君，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起码拥有中等的智慧，
一、具有大度量。
刘禅17岁继承帝位后，依据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当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所有的事情刘禅都“按丞相说的办”。对于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随着刘禅年纪渐长，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可是，诸葛亮仍紧握大权。这些刘禅都无怨言。
诸葛亮带兵出外征战，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对这些，刘禅一让再让，他不想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不仅如此，在北伐的问题上，刘禅的头脑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急于北伐的时候，他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诸葛亮用人失误，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主刘禅适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
此时，李邈上书，援引历史上吕禄、霍光等人的例子，诋毁诸葛亮“身仗强兵，狼倾虎视”，说诸葛亮之及时死去使其“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暗指诸葛亮如果不死，早晚会图谋不轨。李邈所说或是其真实想法，或者是为了迎合刘禅。但是刘禅闻言大怒，将其下狱处死。这说明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内乱不可避免。
刘禅不仅对诸葛亮宽宏大量，对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刘禅是中国历代帝王里，对大臣动刀较少的一个了，这点非常难得。
二、头脑清楚、知人善用。
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诬奏杨仪造反。刘禅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说：“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魏延被杀后，刘禅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刘禅以费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局。
《魏略》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被杀后，夏侯霸害怕受到株连而入蜀，刘禅亲自出迎。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老将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原来，刘禅之妻乃张飞女，而张飞之妻又为夏侯渊的从妹，所以刘禅才这么说。之后，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刘禅对夏侯霸的这一套怀柔拉拢的手段，即使其父刘备在世，大概也不过如此，足见刘禅绝非平庸之辈。
从当时的历史情势来看，刘禅从公元22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魏下台，称帝在位41年，是在三国时期所有国君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那种群雄割据、兵连祸结的动乱年头，能执政这么久，没有相当的才智是不行的。有人把刘禅安稳地做皇帝归因于诸葛亮的辅佐。其实，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他死后，刘禅还做了29年的皇帝，很难说成是全凭诸葛亮的辅佐之功的。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个敏字可说明阿斗并非愚蠢之人，不然诸葛亮不是有心讽刺了？《晋书·李密传》中也记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裴松之也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当曹魏兵围成都之时，刘禅不战而降，这是刘禅最难以让人理解的。裴松之也就此事评论道：“方邓艾以万人入江油之危险，锺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
而对于刘禅的“乐不思蜀”，刘禅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甚至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的话说：“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教之，浅也。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同样是投降后宣布退位的皇帝，刘禅得以做了八年的安乐公后寿终正寝，东吴的孙皓则被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赐毒酒杀了，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在刘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曹操墓找到了，刘备墓在哪里呢？
2009年河南安阳疑似曹操墓的发现，吸引了全国人的眼球，随后，与他一同“煮酒论英雄”的刘备也“不甘寂寞”，众多专家学者开始讨论刘备死后的真正葬身之地，有人认为刘备葬于四川彭山牧马乡的莲花坝，有人认为刘备葬于重庆奉节，也有人认为刘备就葬于成都武侯祠的惠陵，众多说法纷纷扰扰、不一而足，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
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刘备死后葬于惠陵，惠陵就位于今成都武侯祠。但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死于农历的四月，对于四川来说，正是烈日炎炎、气温极高的夏天。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白帝城(今奉节)到成都全是逆流而上的水路和崎岖的山路，仅单程也得需要30多天时间。如果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刘备的尸体运到成都，尸体很可能已经腐烂，也就是说诸葛亮根本不可能拉着臭气熏天的刘备尸体，经过长达30多天的跋涉，把刘备安葬在成都。惠陵并不是真的刘备墓，而只不过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
据此，有人认为真正的刘备墓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从文史资料来看，有关牧马乡莲花坝有皇坟的文字史料，《彭山县志》载：“治北四十里莲花坝有皇陵，并传莲花坝有皇庄。墓依山势，封土呈覆斗形，传此为刘备坟。民国时期，有自称刘备后裔的刘冬冬在此结庐守墓，言留有刘氏族谱，此人已死，族谱难觅……”
从历史遗迹来看，在莲花村有一座神秘的大山丘，这座山丘朝向东南，正对府河、黄龙溪，占地100多亩，被当地人称为九片莲花花瓣的小山丘将皇墓环抱其中。古代风水先生还把这一带叫做“九龙回头望”。如此好的风水宝地除莲花村以外，在我国还有北京的十三陵，这种“九龙回头望”只有封建时期的帝王才能享用。据当地文管所提供的资料，皇墓垂直高21米，封土周长100余米。1995年4月，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测局605勘测队的红外检测结果显示，皇墓的顶部位于封土顶部下方50米，堆土下方建筑物面积约为30×35平方米，极有可能是巨大古墓。
现在的皇坟上，长满了各类杂草和茶树，被村民挖出来的墓砖四处散落，随处可见。墓顶侧，有几个六七米的盗洞，这些可能都是盗墓贼“光顾”后的痕迹。沿着洞口往下观察，全是一层三合土加一层黄泥土夯筑起来的，靠近皇坟的地方还曾发现一块数十吨重的灌县石。由于墓建筑中混合有石灰，所以在皇坟的半山腰以上，竟然看不到蚂蚁蚊虫之类的东西。
但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离成都骑马也就半天的时间，难道刘备的尸体运到莲花村就不会腐烂吗？再有，这座皇坟总面积达100多亩，全是由墓砖、墓墙、数十吨一块的灌县石和石灰、蛋清、黄泥混合夯筑成的，远看近观都像一座小山丘。按照当时的施工手段及进度，这些至少需要数十万民工苦干一个月以上，当时，哪来那么多石灰、蛋清？哪来那么多黄泥之类的东西？如此巨重的石头又是怎样从数百里之外的地方运到莲花村的？其三，彭山人称刘备墓在彭山牧马乡莲花村皇坟处，虽然历经盗墓贼频频光顾，但是为何至今未能有一件可以证明刘备墓在此的实物？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备死后，由于尸体运输困难，原地葬在了奉节。20世纪60年代奉节修县委办公楼时，曾在该处挖出一个大洞。县政府在修建出城公路时，也挖出一条1米宽的土槽，当时被文物界认为是刘备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测所应邀前往探测，发现夔州宾馆地下有18米深的空洞，并有金属反应，推测可能是金属随葬品或铁墓碑。在后来的多次探测中，均得出相同的报告。但是，历史史籍对此却没有记载，也没有其他佐证证明这或许存在的墓址就是刘备墓。
以上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实际上，刘备墓最有可能就位于成都武侯祠里的惠陵，陈寿的记载最有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首先，《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癸巳（即四月二十四日）卒于永安（今奉节）后，“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这是蜀汉朝廷要昭告天下的国家大事，也是新即位的后主刘禅所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先皇的葬礼不仅庄重严肃，还关乎到朝廷威信，刘禅和总揽国政的丞相诸葛亮不可能说假话，也毫无隐瞒事实的必要。
从陈寿的经历来看，他虽然在西晋时期写就《三国志》，但他生于蜀汉后期的蜀汉之地，熟悉蜀汉史事，没有任何理由隐瞒或歪曲事实。《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记吴皇后云：“延熙八年（245年），后薨，合葬惠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先主传》记载的可靠性。且没有任何一本正史的任何记载否认刘备的葬身之处。
再者，按照古代礼制，皇帝的陵墓均置于京城附近；即使君主卒于外地，遗体也要运回京城附近的陵墓安葬。刘备遗体运回成都，葬于惠陵，正是继承汉制的体现。如果将他葬于外地，不仅违背了帝王的葬制，而且破坏了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刘禅不能接受，其他臣子和举国臣民肯定也无法接受！
而对尸体防腐的怀疑则是低估了我们的老祖宗在遗体保存方面的高超技术。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已解决了尸体保存的难题；秦汉以来，遗体保存完好者比比皆是，尽管古人保存遗体的具体方法我们尚不清楚，但资料的散失绝不等于这种技术不存在，铁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所谓“就近安葬”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主观揣测，实在经不起推敲。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备墓就位于今成都的武侯祠。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古代著名的三个头盖骨，哪个最值钱？
对于人类的历史，仅1%可通过历史记录得知，其余99%就是考古研究的任务了。考古是现代人类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考古发掘，人类的历史进程才能被完好地连接、统一起来。而遗物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这些遗物不仅包括死者留给后代的物品，还包括死者的随葬品甚至死者的遗骨。在中外历史上，就有三具非常著名的头盖骨，它们价值连城，却又带给我们扑朔迷离的故事。
依据这三具头盖骨的年代来分，它们分别是北京人头盖骨、玛雅文化中的水晶头骨以及最近被发现的疑似曹操的头盖骨。
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发掘人员首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时代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又陆续发现了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而在遥远的墨西哥，科学家在中美洲的贝利兹的玛雅遗迹中发现了水晶骷髅。这个水晶骷髅属于1000年前的玛雅文化时期，大小几乎和人类的骷髅相同。经过检测，这个水晶头骨没有任何使用现代工具所遗留下来的加工痕迹，是完全的手工制品。科学家们曾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几。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另外，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关于玛雅水晶头骨，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有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能说话，会唱歌。这些水晶头骨里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根据传说，人们必须在2012年12月21日之前找到全部头骨。那一天是已经循环了5126年的玛雅历法的终结。除非13个头骨聚集在一起并按正确的位置摆放，否则地球将飞离轴心。只有那样做，头骨的超自然力量才能挽救地球。
抛开神秘消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和神秘存在的玛雅水晶头骨。最近，还有一个头盖骨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那就是疑似曹操头盖骨的出现！
曹操是一个中国人人尽皆知的历史人物，他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是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由于在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曹操大多以奸雄的面貌出现，民间传言，曹操为了防止自己的坟墓被盗，他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出殡那天，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真假难辨。
但是，在2009年却有众多专家学者号称发现了曹操墓，曹操的尸骨就在墓中。这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之所以说这座墓就是曹操的墓葬，证据如下：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要求“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戴之物。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于是，将这一墓葬基本认定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考古专家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专家推断，这很可能是曹操的遗骨。为了确认此墓主人的身份，有专家还建议去曹操的老家取曹氏先祖的DNA与这具遗骨进行比对。看来，此墓中的头盖骨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作用极大。
上面所讲的这三个头盖骨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至于将来有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头盖骨出现，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国度，中国历史上能饮酒的人比比皆是，那么谁才是他们中酒量最大的人？他们中谁又是不折不扣的酒徒？
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做了一个统计，并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酒量最大的人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大法官于定国，说他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其他高手还有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汉朝的卢植是一石的酒量。而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则是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最大酒徒。
我们所说的酒量纪录，显然是以一天里面喝而不醉为前提的。假如喝了醉，醉了喝，像李白自诩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那样，就无法计算，而且还将增加无数的纪录。比如东汉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蔡邕，据说也能喝一石，不过他常常喝醉。而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一石是多少？按照通常说法是100斤，不过各个朝代的量具大小是不一样的，根据科学家沈括的换算，汉朝的一石相当于宋朝的32斤。古人说的“数”是指3以上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位饮酒冠军的酒量，大约等于100斤酒。后来，许多人的著作也都首推于定国为中国饮酒冠军。
另一位能与于定国比一下酒量的名人，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传甚远的话题。孔子一生崇尚中庸，自己曾说过“不为酒困”，也就是并不沉迷喝酒，百觚折算下来也有上百斤，但不仅孔融相信，2000多年来许多文人对此深信不疑，东晋著名的炼丹道人葛洪说：“嗜酒无量，仲尼之能也。”但是考虑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酒，酒精度还没有现在的啤酒高，鲁国的酒更是淡得出名，所谓“鲁酒薄而邯郸围”。所以他的酒量是比不上于定国的。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仅酒量大，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酒徒，他就是刘伶。
众所周知，竹林七贤处在魏晋易代之际，各有各的遭遇，因对现实不满，隐于竹林。七贤会聚河内竹林，其主要目的就是清谈和饮酒。七人几乎都是嗜酒成瘾，纵酒放任。比如，阮籍听说步兵厨营人擅于酿酒，并且贮存美酒三百斛，就自荐当步兵校尉。任职后尸位素餐，唯酒是务。阮咸饮酒不用普通的杯子斟酌，而以大盆盛。有一次，一群猪仔把头伸入大盆，跟阮咸一起痛饮起来。
而刘伶则是将饮酒发挥到了一个顶峰。他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更是以喝酒闻名。一次，他酒瘾大发，向妻子讨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砸碎酒具，哭着劝他道：“你酒喝得太多了，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它戒掉。”刘伶说：“好!我不能自己戒酒，应当祈祷鬼神并发誓方行，你就赶快去准备祈祷用的酒肉吧。”他妻子信以为真，准备了酒肉，刘伶跪着向鬼神祈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次能饮十斗，再以五斗清醒，女人说出的话，切切不可便听。”说罢便大吃大喝起来，一会儿便醉倒了，害得妻子痛心大哭。因此，后人多把酣饮放纵的人比作刘伶。
刘伶还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假如有客人到他家讽刺他几句，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此后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其大意是：“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缙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不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当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蒸馏器是金代的，也就是说，在金代以前酒的度数是不高的，从那时候起，中国才有白酒，从此以后的诗篇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千钟不醉”的豪情，说起来，堪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