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7/21)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在书中记述了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汉末，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曹操把持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豫州牧刘备在谋士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和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现今湖北襄阳县）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第一次去时，恰巧诸葛亮外出，刘备只得失望地转回去。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难局面的意思。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却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和他俩第三次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诸葛亮于是提出了对刘备的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隆中对》。诸葛亮出山后为蜀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演义”把刘备三次亲自敦请诸葛亮的这件事情，叫做“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三国中的一段佳话，历来为人传颂。但也有人对三顾茅庐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他们认为真实的历史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
据考证，《三国志》之外的史料再没有“三顾茅庐”的记载，而且，纵览整个三国史料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竟无一人提到刘备三顾于诸葛亮，这个在后世尊之为礼贤下士的典范之事迹在三国时代竟无人提起，真是无法想象，与之相对的是，有些史料对刘备和诸葛亮见面的相关记载，与《三国志》的记载大相径庭。根据《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刘备来到荆州后，屯兵于樊城。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于是“北行见备”。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见，又见诸葛亮年龄不大，于是对其并不是特别在意，只当作一般士人接待（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刘备和大家谈完之后，诸葛亮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随即离开，而是留了下来。刘备对他并不在意，而是编起草鞋来。诸葛亮便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草鞋吗？刘备知道诸葛亮有话要说，于是就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过“聊以忘忧”罢了。诸葛亮接着说，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指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刘备说，也比不上。诸葛亮说，都比不上，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我也发愁，那你说怎么办？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经过这一番谈话，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也作过相同的记载。
先抛开《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是否属实，若刘备真的曾经“三顾茅庐”，从常理分析，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正合其意，他摆摆架子，考察一下刘备的诚心当然也有可能，但是让人不懂的是，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非常不合乎情理。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当时危如垒卵的形势来看要高度保密，刘备怎会让人现场做好记录而让天下尽知。与之相比较的是，郭嘉初见曹操时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后人一字不知，只有曹操感叹：能使我安天下者，必此人。看来，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那么，陈寿在写《三国志》时为什么会写刘备“三顾茅庐”呢？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也就是刘备亲自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而且去了多次。这也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的直接原因。从诸葛亮出山到上表，不过二十一年，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恐怕都不可能。于是陈寿记载刘备曾“三顾茅庐”。后来，陈寿在他的《上〈诸葛亮集〉表》中，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陈寿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接纳。”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还有人认为《三国志》、《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并不冲突，这部分学者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如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才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
不管是诸葛亮自荐于刘备，还是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或是诸葛亮先自荐于刘备，刘备再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诸葛亮终因为刘备的礼贤下士而出山辅佐刘备，为刘备出谋划策，整肃军队，在蜀汉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刘备为何提倡“换妻如换衣”？
刘备字玄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蜀汉的开国皇帝，生于公元161年，于公元223年因病崩逝，相传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少年丧父，与母亲贩鞋织草席为生。黄巾起义时，刘备组织义兵，随政府军剿除黄巾，有功，任安喜县尉，不久因鞭打督邮弃官。后诸侯割据，刘备势力弱小，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几经波折，却仍无自己的地盘。赤壁之战之际，刘备联吴抗曹，取得胜利，从东吴处“借”到荆州，迅速发展起来，吞并益州，占领汉中，建立蜀汉政权。后关羽战死，荆州被孙权夺取，刘备称帝后伐吴，在彝陵之战中被陆逊击败，病逝于白帝城，享年62，谥号昭烈帝，史称为刘先主。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有一句经典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意思就是说兄弟如手足一样，是不能代替的；而妻子就像衣服一样，随时都可以旧换新的。那么，这位中山靖王之后、蜀汉先主是否真的敢说敢做，换妻如同换衣服一般？
虽然刘备的祖先是中山靖王刘胜，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业已败落，只能靠与母亲一起贩履织席来维持生活。据史书记载，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大耳自见，为人宽厚，胸怀大志，沉默少言，喜好结交豪侠人物。三国时代战乱不已，各个地方的地主豪强不仅招兵买马，用于防卫，有的投机者还企图借黄巾起义之机，捞取政治资本。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依靠“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个皇室贵胄的头衔，不仅招兵买马，而且娶妻纳妾。
据史书记载，徐州沛郡人甘氏就成为刘备丧妻后最早纳入家门的小妾。甘氏为当地著名的美女，肌肤如玉，刘备曾把一尊三尺高的白玉人放在床头，比喻甘夫人皮肤白皙，甘夫人却劝刘备不可玩物丧志。于是刘备撤去玉人，群僚们称赞甘夫人为“神智妇人”。因为此时刘备嫡妻已经死去，甘氏便以嫡妻的身份摄掌内事，所以人称甘夫人。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依附刘表，生下儿子阿斗。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蜀后主刘禅。刘备从陶谦手里接管了徐州后，用糜竺、陈登为辅佐。吕布袭取下邳之时，甘夫人被俘虏，刘备转移至别处。
甘夫人之后，刘备娶的夫人是糜夫人。糜竺原来是一个商人，家产十分丰厚。他有一个妹妹，长得十分美艳。糜竺见刘备可成大事，为了讨好刘备，他便将妹妹送给了刘备，而且将家产倾囊而出充作军资。这使得穷困潦倒的刘备重振了军威。据历史记载，吕布归还甘夫人后，甘夫人和糜夫人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建安五年，曹操打败了刘备，甘、糜二位夫人再一次被抢走，关羽也暂时投向了曹操。后来关羽听说了刘备流落到袁绍那里，遂带着二位夫人离开曹操回到刘备的身边。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娶糜夫人之时，她的身份是妻，而甘夫人尽管结婚在糜夫人之前，她的身份在历史上、在《三国志》里边是妾。甘夫人是妾，糜夫人是妻。但罗贯中不考虑甘夫人和糜夫人妻和妾的身份，反而提到两个人的时候都是甘、糜二夫人，甘夫人总是放在糜夫人的前面。
长坂坡之战时，甘、糜二夫人被乱兵冲散不知去向。赵云在乱军中找到甘夫人后。再找糜夫人和尚在襁褓中的阿斗，此时糜夫人身体已受重伤，她将怀中的阿斗交给赵云后，为了让阿斗脱身，不连累赵云，她一跃跳入井中而死。甘夫人因为这次经历，受惊成疾，一年后22岁的她也离开了人世。
甘夫人、糜夫人在兵荒马乱中死去后，刘备还缔结了一桩政治婚姻。当初刘备没有立足的地方时，孙权曾将地理位置重要的荆州借给刘备栖身。赤壁之战后孙权想讨回荆州，刘备以各种理由再三推拖。于是，孙权与大将周瑜敲定了美人计：以孙权之妹孙尚香嫁给刘备做继室为诱饵，趁刘备过江之时加以拘禁，好逼诸葛亮拿荆州换回刘备。但却弄巧成拙，孙权的母亲吴国太竟然真的招刘备为婿。后来，刘备在孙夫人的帮助下，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终于回到了荆州。这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但孙权后来趁刘备西征入川的时候，谎称吴国太病重，想将孙夫人和阿斗骗到东吴，然后用阿斗换回荆州。阿斗在登船时，被赵云留住，孙夫人回到了东吴，从此与刘备再也没有见面。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刘备倾全蜀的20万兵力连营700里进攻东吴，却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刘备与剩下的不到1万士兵败溃逃回白帝城。孙尚香听到传言以为刘备已经死了，她在长江边祭奠完刘备后投江殉情而死。
刘备最后一位夫人姓吴名苋，是蜀汉大将吴懿的妹妹。公元214年夏天，刘备取得益州城后，刘备聘娶已经寡居多年的吴氏。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立吴夫人为汉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刘备称帝立吴氏为皇后。延熙八年（245年），吴后去世。葬入刘备的惠陵，谥号穆皇后。
起初甘夫人去世后葬在南郡，章武二年刘备追谥其为皇思夫人，迁葬于蜀国，但灵柩还没有到，卧病不起的刘备已经在白帝城去世。弥留之际，刘备曾命人从成都召来丞相诸葛亮，以后事、孤儿托之，言讫即逝，这就是有名的“白帝城托孤”。刘备死后，诸葛亮上表后主刘禅追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与刘备合葬在一起。
刘备在甘夫人和糜夫人之前死了妻子，这是一定的了，但是他之前有过几个妻子却无法考证，加上孙夫人和吴皇后，刘备至少有过五个老婆，看来刘备自称“换妻如换衣”是有他的道理的！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诸葛亮“七擒孟获”是真是假？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篇章，历来广为流传。说的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蜀丞相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遗诏，立志北伐，以重兴汉室。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他听说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诸葛亮领他观看蜀军的营阵，问他：“此军如何？”孟获不服，说：“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败。今天你让我观看了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诸葛亮便把他放掉，让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当诸葛亮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以这种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史家裴松之、司马光等人对此极尽赞美之辞；文人如赵藩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辞不胜枚举；小说《三国演义》更是汇集了各种传说故事，把“七纵七擒”这句话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耳熟能详的长篇故事。其影响所及，以至于异国他乡，也是有口皆碑。不少来自东南亚缅甸、泰国一些地方的人，都不敢直呼诸葛亮之名，而尊称他为孔明。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著作，却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部分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
我们先看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孟获其人，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他平定南中的记载总共12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也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有人据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然而，史学界普遍认为，《三国志》中的记载过于简略，漏掉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汉晋春秋》却有关于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
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著名汉代“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昭通县城南10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之外，有关祭祀孟获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显示，最早是唐代和宋代时期。至于在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祀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就都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
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
从时间上来看，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遂至滇池”，时间正是这年秋天。从他“五月渡泸”，只用了大约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称兵倡乱”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其秋悉平”，或“秋，遂平四郡”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方务在北”的诸葛亮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通鉴辑览》也说，“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国时期的南中，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当时是蜀国的一部分，自古称为“夷越之地”，即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诸葛亮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四郡（越隽、建宁、、永昌）俱平，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回到成都的。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如《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几乎全都在今天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地区。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自己没到过的地方“七擒孟获”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拜，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甚至有些好事者编出一些故事附加到诸葛亮身上，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诸葛亮所造木牛流马究竟为何物？
我们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但是据史籍记载，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类似于永动机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真的存在吗？假若存在，木牛流马是怎样的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颈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颈，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据说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南齐书》都记载存在木牛流马，我们不禁想问木牛流马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械？
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独轮车。《宋史》和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卷七七五所引的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是最早记载“鹿车”的典籍。其曰：“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陆游的诗《送子坦赴盐官县市征》中也提到了“鹿车”：“游山尚有平生意，试为闲寻一鹿车。”这种说法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在鹿车的基础上改进的，和后来的独轮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的渠县出土有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还有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背面的独轮小车，大致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典籍《事物纪原》卷八也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编撰的一部书，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凡10卷，共记1765事。此书“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作者的考证功夫很深，所持之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也有人认为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太平御览》，还有现在的《辞源》认为，三国之时，运用齿轮原理制作机械，已屡见不鲜，包括东汉毕岚所做的翻车，三国韩暨所做的水排，魏国马钧所做的指南车。《南史》说：祖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否则祖冲之不会有兴趣拿它来作参考和对比。
从科学角度来看，“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并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要造出“木牛流马”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诸葛亮有没有写过《后出师表》？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5年与226年）曹魏前，上呈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5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文章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明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在表中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为兴复汉室而努力。
《后出师表》作于建兴六年（226年），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表示为了国家，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刻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耿耿忠心。其中有“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经常被后人引用。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后出师表》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东晋的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但较多的人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
一、《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前出师表》表示了诸葛亮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又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后出师表》却语气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虽然此时已有街亭一败，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怎会雄心全挫呢？而且，如果是诸葛亮自己所写，此文应该畅所欲言，没有必要故意贬低自己。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时，正是刘备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描绘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前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二、《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年)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6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70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因此，有人认为《前出师表》是忠臣志士无意为文，故风格至为高迈。《后出师表》是作伪者有意为文，因而辞意不免庸陋，如“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四句，均一句四字，两句对偶，意思完全雷同，《前出师表》就没有这样的句子。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既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自作，那么，伪造者又是谁呢？由于《后出师表》出于张俨的《默记》，因此，一些学者就肯定它是张俨所作。但有人指出张俨对于诸葛亮的将才是评价很高的，对北伐也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假使诸葛亮寿命长一些，北伐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与《后出师表》悲观失望的态度全然不同，因此，伪作者不可能是张俨。
无论《后出师表》的作者是谁，其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都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诸葛亮也成为了后世所敬仰的忠义与智慧的象征。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硬汉关羽不近女色还是好色之徒？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并州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人。他是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将领、前将军、汉寿亭侯、军事家、五虎上将之首。他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有“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佳话。
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关羽以其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崇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是全方位的神明，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共同尊奉。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关羽不仅武艺超群，无以匹敌，而且是一个不近女色的大英雄、伟丈夫。《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曾经赐予关羽十名美女，但关羽毫不动心，全部送去侍奉刘备的甘、糜二夫人。
然而，最近却有专家把一个迥然不同的关羽展现在人们眼前。认为关羽竟然也英雄难过美人关，他竟然和曹操争过美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三国志》的《蜀书》和《魏书》记载：刘备在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曾派大将夏侯惇来增援自己的曹操，后来曹操将一部分兵给刘备，自己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当时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哪知道那个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
关羽听说秦宜禄有个长相非常出众的妻子还留在下邳城内，就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就是说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要求把杜氏赏赐给自己。曹操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曹操似乎并未太在意此事。到攻城之际，关羽又再三地请求曹操，谁料曹孟德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可能异常美貌，等到城池攻陷之后，曹操亲自召见了杜氏，果然是国色天香，“乃自纳之”，就留为己用了。
后来，杜氏在曹操处产下一子，据说是秦宜禄的骨肉，遂姓秦名朗。曹操非常喜欢他，曾说：“世有爱假子如孤者乎？”照此推算，杜氏在城被围的时候已经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关羽和曹操这两人，居然都为一个孕妇着迷，而且还能令一贯有爱才之名的曹操不惜反悔食言，并且还是对关羽这样一个万人敌的勇将毁诺食言，可见那杜氏应该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关羽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居然还对一个孕妇念念不忘，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帅曹操提起要将她据为己有，当然便是个极其标准的好色之徒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些历史爱好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三国志》中记载的原文是：“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这里边很可能有错误，“娶”应为“取”，按照三国志注里记载，秦宜禄被吕布派出城求救，后来他投降了曹刘联军，并在战后死于张飞枪下。若是我们将“娶”看成是“取”，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秦宜禄根本没突围成功，或者突围成功，但救兵不到，见大势已去，于是又返回战场，投降了联军。由于其妻子仍然留在城内，于是他向关羽祈求城破之后保全妻子家人的性命，于是关羽又去向曹操进言“乞娶其妻”，实际上是“乞取其妻”。秦宜禄知道曹操好色，心中无底，怕事情有变，反复再三要求得到保证，于是便有了关羽的“屡启于公”。但这正好引起了曹操的怀疑，于是“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关羽因有负于秦宜禄的信任而“心不自安”。从常理上讲，秦宜禄是在战后被张飞杀死的，而在围城阶段，并没有死，也就是说，“其妻”仍是个有夫之妇，关羽屡次三番地央求曹操要得到一个有夫之妇，并不像是一个知书达礼者所为，如果关羽本质如此，为何只此一例？为何关羽曾将曹操赠给的十名美女送给别人当侍女？这非常让人难以理解。
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苛求关羽，不应该把现代人的一些观念加在关羽身上进行评点，而应该将关羽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即使关羽真的曾经向曹操要求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关羽常年在外征战，妻子又没生孩子，这在他所身处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的确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据此，关羽想纳天生丽质的败将之妻为妾，按说也是情理中事。曹操出尔反尔，将杜氏据为己有，关羽对此极为不满，甚而一度动了杀机，对一个铁血男儿来说，恐怕也只是“一念之差”。就凭一件事情说关羽与曹操争风吃醋，说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未免过于刻薄，太不近人情了。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神医华佗死于自己比曹操有才吗？
华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治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医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懊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再度进行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置曹操于死地。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还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记忆中枢、视觉中枢、味觉中枢。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哪一项开颅条件不具备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