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杜学大兴
袁炜万万没想到，杜延霖竟如此不留情面，丝毫不给他这位阁老、副主考半点台阶下。
然而杜延霖身为皇帝钦点的正主考官，在帘内确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尤其在出题与衡文标准上，只要不违背纲常伦理，些许调整本就在其职权范围之内。
袁炜心知若再强行争辩，不仅占不到便宜，反而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取其辱，颜面扫地。
“好！好！好！”袁炜连道三声“好”，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显然已是怒不可遏。
他猛地站起身来：“既然大司马乾坤独断，威福自专，又何必在此惺惺作态，假意与我等商议？！”
“哼！”一声重重的冷哼之后，袁炜竟不再多看堂内众人一眼，随后竟转身大步流星地朝聚奎堂外走去，只丢下一句冰冷的话语：
“既然如此，本阁部就失陪了！”
满堂官员，包括另一位副主考高仪和十八位同考官，皆被这突如其来的冲突和袁炜的拂袖而去惊得目瞪口呆。
众目睽睽之下，一位副主考、堂堂文华殿大学士竟在锁院之后、阅卷未始之际愤然离席，这在大明科举史上，恐怕也是前所未闻之事！
杜延霖也不惯着袁炜，他神色不变，缓缓端起手边的茶水，轻轻呷了一口，淡淡道：
“袁阁老是陛下钦点的副主考，如此意气用事，本官自当具本上奏，请圣上明断。”
说着，杜延霖站起身来：
“本官心意已决！今科会试，策问三道，选答其二，每篇需千字以上！文章务去陈言，崇尚实学！诸公阅卷时，若遇见解卓绝、切中时弊之文，即便八股制艺稍逊一筹，亦当酌情拔擢！反之，若有那等徒具虚文、空洞无物之辈，纵然八股精巧，亦不可使之滥竽充数！”
他目光威严地扫过每一位同考官：
“此乃本官，以壬戌科正主考官身份，所定之衡文规则！诸公既入此帘，当共守此规！若有异议，现在便可提出，本官即刻奏明圣上，请旨更易考官！若无异议……”
他顿了顿，声音冰冷：
“便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若有人在阅卷之中阳奉阴违，暗循私弊，休怪本官不讲情面，定当按科场律例，严惩不贷！”
说到底，杜延霖加重策问权重，虽属变革，却也未离科举取士之本。
策问本就重要，众人犯不着在此事上与他硬碰硬。
更何况，荐卷之权仍在各位同考官手中，自有裁量之权依旧不小。
当下副主考高仪率先起身表态：“谨遵总裁之命。”
毛惇元随即跟上：“下官谨遵总裁之命！”
其他同考官也齐声应和：“下官等谨遵总裁之命！”
杜延霖微微颔首：
“既如此，诸公且归各房。明日卯时，于此聚齐，共同商议拟定三场考题。”
……
与此同时，北京城早已被数千名汇聚于此的举子烘托得热气腾腾。
大街小巷，客栈会馆，无处不闻南腔北调的论辩之声，无处不见青衫纶巾的匆匆身影。
除了埋头苦读，揣摩时文风气，京城里另一项引人入胜的“盛事”，便是围绕本届状元人选的种种猜测与盘口。
尤其是在《大明时报》掀起滔天舆论，以及杜延霖大司马破格出任会试总裁官的消息震动朝野之后，这科场内外的暗流更是汹涌澎湃。
棋盘街、灯市口、各省会馆附近的茶楼酒肆，俨然成了消息集散地与盘口下注的隐形战场。
一些精明的商人，甚至部分勋贵家仆，暗中开设了“花红”，即赌局。
一本手抄的“《壬戌科鼎甲推测录》”在小范围内传阅，上面罗列了各地知名举子的姓名、籍贯、师承乃至平日所作时文片段，供人品评、下注。
其中，南直隶才子徐时行、王锡爵，因文采斐然，根基扎实，且出身江南文脉昌盛之地，呼声一直极高。
徐时行文章雍容典丽，有台阁之风；王锡爵则学识渊博，议论宏阔，皆是状元的热门人选。
而另一方面，杜延霖的弟子余有丁、沈鲤、陈吾德、骆问礼等人也因杜延霖出任今年会试主考而备受关注。
主考官的学术倾向与衡文风格，往往对其门下弟子更为有利，此乃科场心照不宣的常情。
这并非简单的徇私，而是历科以来，考生揣摩考官喜好以求契合的普遍现象。
若考官是理学大宗师，考生在文中大肆鼓吹心学，无异于自断前程；
若主考官提倡崇古，则考生需多研秦汉文章。
如今杜延霖力倡“实学”，士子们若想博得好名次，自然要在文章中呼应此道。
在这方面，杜氏弟子们自然是近水楼台，占得先机。
实际上，当杜延霖为主考官的消息一出，嗅觉敏锐的书商们立刻抓住了这巨大的商机。
他们各显神通，或从通政司抄录旧档，或从杜延霖故旧门生处求取私藏，甚至不惜重金聘请落第文人，将散见于《大明时报》及其他地方的杜延霖言论进行整理、归类、注释。
不过旬日之间，各种名目的“杜公文选”、“大司马经世文集”、“华州疏议”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京城各大书铺的醒目位置。
这些文集装帧或精或陋，内容亦真伪混杂，但无一例外，封面上都极力突出“杜延霖”三个字。
“最新《杜司马策论精选》！内附淮安格物要略、水师筹建方略心得！”
“《正本清源疏》全本注释！读懂杜公心迹，直指科场策问要害！”
书铺伙计卖力的吆喝声，在棋盘街、贡院街此起彼伏。
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一套薄薄两册、印刷粗糙的所谓“杜学入门”，开价便要一两银子。
若是内容相对齐全、校勘稍显精细的文集，更是被炒到了五两银子一套的天价，犹自供不应求。
许多举子为购得一套，不惜在书铺门前排起长队，或辗转托人，一掷千金。
“老板，昨日说的那套《延霖公全集》，五两就五两，我买了！”
一名操着江浙口音的年轻举子，急切地将银锭拍在柜上，生怕被人抢先。
“对不住，这位老爷，最后一套刚被那位山东的老爷订下了……”
掌柜陪着笑脸，指向另一边一位正在掏钱袋的北方大汉。
“我出六两！”江浙举子毫不犹豫地加价。
“七两！”北方大汉不甘示弱，声音洪亮。
……
在这股因科举而掀起的追捧热潮中，杜延霖那些曾震动朝野的雄文，真正开始深入士子之心。
在湖广会馆的一间僻静客房内，一名来自荆州的寒门举子，借着一盏油灯，正细细诵读辗转借来的《延霖公全集》抄本。
当他读到“天下膏血尽而骨髓枯……于尔等是富贵荣华二十年，于天下却是满目疮痍、步步维艰二十年！”时，联想到家乡官吏贪墨、水利失修的场景，不由得眼眶发热，喉头哽咽。
他强忍激动，继续往下看，待到那篇著名的《自劾疏》，见杜延霖为民请命，不惜于除夕之夜执砚击杀恶宦，随后自戴枷锁北上请罪，他终于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滴落在粗糙的纸页上。
他环顾左右，见无人注意，才用袖子慌忙拭去泪水，心中却澎湃难平，低声对着几名同窗叹道：
“往日只闻杜少保刚直，今日读其文，方知其中血泪！字字句句，皆是为国为民的赤诚！这煌煌朝堂，波谲云诡之中，竟还有大司马这等真君子、真栋梁！若能得此等人物为座师，实乃三生有幸！”
他的话语引起了旁边几位同窗的共鸣。
几人顿时围拢过来，就着昏黄的灯光，热烈地讨论起杜延霖在文章中提出的“开海通商”、“水师靖海”、“格物利民”等主张，越说越是兴奋，仿佛找到了一条通往经世济民理想的全新路径。
其中一人激动道：
“杜公之学，不尚空谈，直指实务，方是吾辈读书人报效国家之正途！我意已决，此后当潜心研习杜学！”
类似的情景，在各大会馆、客栈中不断上演。
许多原本只知埋头于四书五经、程朱注疏的举子，第一次接触到杜延霖充满批判精神与现实关怀的思想，如同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看到了庙堂之高以外的江山社稷、生民疾苦。
不少人被其深深打动，思想为之转变，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靠近并接受杜延霖的学说主张，俨然有形成“杜学”门徒的趋势。
当然，并非所有举子都为之倾倒。
在江西会馆的一次文会上，几名来自理学根基深厚地区的举子，就对眼下这股“杜学热”颇不以为然。
“哼，趋之若鹜，如同蝇蚁附膻！”一名面容清癯、神情倨傲的举子拂袖冷哼：
“科场取士，首重经义，恪守圣贤之道。杜公……大司马虽功业彪炳，然其学说，标新立异，于‘格物’二字阐发过甚，近乎奇技淫巧；其策论之言，又多涉兵戈、商贾之事，恐非圣贤平天下之本。吾等读书人，当以涵养心性、砥砺名节为先，岂可舍本逐末，效此等功利之术？”
旁边一人接口道：
“张兄所言极是。况且，揣摩主考喜好，本就有失君子坦荡之风。若人人都去钻营此等‘捷径’，置圣贤经典于何地？这科场风气，真是被带坏了！”
但不管如何，这股风潮，已经开始凝结、升腾，在京城各处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学沙龙，俨然成为壬戌科春闱前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位于宣武门外的松筠庵，本是直臣杨继盛的故宅，素来是清流士子凭吊先贤、议论时政之所。
科举前的这几日，此地更是人声鼎沸。
一间宽敞的禅房内，桌椅被临时重新布置，二十余名来自不同省份的举子济济一堂，正举行一场名为“壬戌春茗·经世文会”的聚会。
与其说是品茗论文，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杜延霖思想的小型研讨会。
主持文会的，身份可不寻常，乃是当朝左都御史潘恩之子潘允端。
他面容敦厚，目光却很有神采。
潘允端扬了扬手中一本刚买到的《大司马经世刍议》，声音洪亮地开场：
“诸兄，今日我等不论风月，只谈实务。大司马总裁今科，其衡文标准无需过多揣测，已昭然若揭，曰‘崇实学’，曰‘黜虚文’。然则，何谓实学？何以经世？愚以为，大司马之文，便是最好注脚！”
他话音刚落，一名来自山东的举子便迫不及待地接口，他手中拿着的正是那份刊载了杜延霖驳斥台谏文章的《大明时报》：
“潘兄所言极是！且看大司马此文，论漕运、盐政、海防，皆引数据，陈利弊，指画方略，如老吏断案，鞭辟入里！此等文章，方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比那些只会空谈‘心性’、堆砌典故的时文，不知高明多少！”
“然也！”一位面容清瘦的江浙举子抚掌附和，他显然对杜延霖的“格物”主张极为倾心：
“杜公曾任浙江学政，于杭州创办求是书院，看似授以百工之技，实则格物穷理，惠及苍生！《大学》云：‘致知在格物’。朱子亦注曰：‘即物而穷其理也’。杜公正是践行此道，推广番薯，活人无数！此真贤士也！”
他的发言立刻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河南举子提及杜延霖在河南治水，搏命沉排，筑就八百里金堤，河南百姓至今感念，讲到动情之处，竟有士子不禁潸然泪下。
有人则对其在《自劾疏》中展现出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节推崇备至，称之为“士大夫风骨之楷模”。
渐渐地，这些讨论不再局限于对杜延霖具体政绩和文章的赞赏，开始上升到对其思想体系的归纳与推崇。
潘永端再次起身，环视众人，语气郑重地说道：
“诸兄，观杜公言行，其学一以贯之。愚意可概之为三：一曰‘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凡事必求其效；二曰‘经世致用’，学问文章，必以利国利民为归旨；三曰‘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惧祸否，以天下为己任。此三端，或可称为‘杜学’之精髓！”
“潘兄高见！”众人纷纷称善。
不知不觉间，“杜学”这个名号，就在这松筠庵的禅房里，被这群热血未冷的举子们正式叫响了。
他们开始以“杜学同道”互称，俨然形成了一个以杜延霖思想为纽带的精神共同体。
有人甚至提议，当将今日议论辑录成册，广为传播，以扬“杜学”之名。
类似的情景，也在棋盘街的“清茗阁”、南京会馆的“江南文苑”等地同步上演。
这些自发形成的文学沙龙，成为了“杜学”传播和发酵的温床。
一些文笔敏捷的举子，开始模仿杜延霖的文风，撰写阐述“格物”、“实学”、“海防”等观点的文章，相互传阅品评，甚至有人尝试将其融入自己的时文习作之中，以期在考场上投合“杜总裁”的喜好。
书商们的嗅觉最为敏锐。
他们迅速捕捉到这一动向，立刻推出了《杜学津梁》、《经世文纂》等新编文集，不仅收录杜延霖的原著，还附上这些沙龙中流传的精彩评论文稿，销路竟比单纯的杜氏文集更好。
更有甚者，开始私下印制所谓的“杜学门人”名录，将一些在沙龙中表现活跃、文名渐起的举子列入其中，虽属无稽，却也反映了“杜学”影响力急剧扩张的事实。
当然，支持者有，反对者自然也就愈众。
但在这会试前夜即便许多士子明面上对杜延霖的学说不屑一顾，暗中却仍在不断搜罗、揣摩其文章，以期在此次会试中取得好名次。
但无论如何辩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杜学”伴随着杜延霖的赫赫功绩和总裁会试的权威，已在嘉靖四十一年春的北京城牢牢扎根，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