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红星岩教学点的情况比舒染预想的还要糟。
所谓的教学点, 只是借用了一户牧民闲置的半塌的羊圈棚子。里面只有四五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和一个看起来紧张到说话磕巴的代课老师——一个叫刘小栓的少年，他自己也才脱盲不久。
统计组的人进去转了一圈, 看着空空荡荡、连块像样黑板都没有的棚子，以及那几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孩子, 脸色都沉了下来。
郑组长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笔记本记录着什么，然后示意去下一个地方。
接下来的半天, 统计组又随机抽查了师部附近的两个正规连队扫盲班。情况稍好，但学员的识字水平和应用能力，显然没能达到郑组长的预期。
傍晚，统计组下榻在师部招待所。气氛降到了冰点。
孙处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坏了, 这下印象分估计是砸了。舒染, 你看郑组长那脸色……”
舒染坐在椅子上, 冷静地说“处长, 情况是不太好, 但还没到绝望的时候。”
“还不绝望？你看看今天看的都是什么？牧区点勉强过关, 红星岩那个简直……唉！连队扫盲班也就那样！我们报上去的脱盲率，跟实际看到的有差距啊！”
“有差距是正常的。”舒染站起身, 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 “我们报的是全师整体的、经过初步考核的数据。统计组看的只是几个点，而且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本身就不完全公平。”
“可人家就看这个！”
“那就让他们看更多。”舒染转过身, 目光坚定, “处长，我们还有机会。”
“什么机会？”
“明天，统计组不是要去团部看汇总数据, 并和我们座谈吗？”舒染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她那个从不离身的帆布包，从里面掏出一叠厚厚的写满字的纸张和几个本子。
“这是什么？”孙处长疑惑地问。
“这是我这两年，跑遍全师大部分教学点和扫盲班，记录下来的原始资料。”舒染将东西摊开在桌上，“包括每个点最早期的文盲人数、历次学习的签到记录，哪怕只是划杠的签到纸。还有部分学员前后作业的对比、还有他们自己写的哪怕只有几句话的学习心得和应用实例。”
她翻开着那些纸张，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已经模糊。
舒染举完几个典型的例子，“这些才是扫盲工作最真实的样子，比任何汇总报表都更有说服力。它可能不完美，但它在进步。”
孙处长看着那堆旧纸有些愣住了。“你一直留着这些？”
“我似乎有预感，总觉得有一天能用上。”舒染笑了笑，“明天座谈，我不打算念那些干巴巴的报告。我想让统计组的领导看看，在边疆这种地方，扫盲两个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死马当活马医吧！那就按你说的办！”
“还有，”舒染沉吟片刻，“处长，能不能想办法，明天请一两位从我们扫盲班的职工或者家属来？让他们自己说，比我们说一百句都管用。”
“这个……有点难，时间太紧……”
“试试看。”舒染眼神灼灼，“哪怕只有一个，也能说明问题。”
同一时间，招待所郑组长的房间里。
“老郑，看来这个师的情况，有点水分啊。”兵团宣传部的副主任喝着茶，慢悠悠地说。
郑组长没说话，翻看着今天记录的内容，眉头紧锁。
“特别是那个叫舒染的干事，名气挺大，可今天看的这几个点，实在……啧啧。听说她背景还有点复杂。”副主任继续敲着边鼓。
郑组长合上笔记本，揉了揉眉心。“工作归工作，背景归背景。今天看的点，确实不尽如人意，牧区那个还算实诚，红星岩那个……基本就是摆烂。但是……”他顿了顿，“那个舒染，有点意思。”
“哦？”
“年纪轻轻，沉得住气。解释情况不推诿，不夸张，有一说一。而且，”郑组长指了指窗外，“你发现没有，我们今天去的点，虽然偏，路也不好走，但她带路非常熟，跟那些老师、牧民打招呼也很自然，不像临时抱佛脚。这说明，她是真在下面跑了的。”
副主任不以为然：“会跑有什么用？得出成效才行。”
“明天看看他们整体的数据，再听听他们怎么说吧。”郑组长站起身，“耳听为虚，眼见也未必为实。有时候，最真实的东西久藏在细节里。”
此时的舒染正伏在桌上，最后一次梳理她明天要讲的内容。
她不知道明天等待她的是什么，是功亏一篑，还是绝处逢生。
第二天，师部会议室里。
长条桌一侧坐着以郑组长为首的统计组成员，个个面色严肃；另一侧是孙处长、舒染，以及师部教育科的几名骨干，气氛凝重。
郑组长面前摊着师部的汇报材料，他没看那些表格，反而拿起旁边一份兵团下发的《扫盲对象基数统计参考表》，慢悠悠地对照着，手指点着上面的数据：“孙处长，根据你们报上来的情况，全师非文盲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三，比上一次摸底提高了不少。”
“是，郑组长，这个数字我们反复核过……”孙处长忙应道。
郑组长抬起手打断他，“昨天我们看的红星岩教学点，登记扫盲对象实际能坚持学习的不到十人，目前能达到你们初步考核标准的，据那个代课娃娃说，只有三个。Z团十三连牧区点，登记对象六十二人，固定学员十二人，达到标准约八人。职工全覆盖的连队扫盲班情况稍好，但抽查的两个班，达标率也未超过六成。”
他每报一个数字，孙处长的脸色就白一分。
“我不怀疑你们汇总数据的程序。”郑组长放下参考表，“但我很好奇，从这些点的实际情况，到你们报上来的全师数据，中间的巨大差额，是怎么补上的？是靠算盘珠子弹出来的，还是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特效药？”
这个问题太刁钻，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郑组长。”舒染站起身，她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大包从脚边提到桌子上。
“您观察得很仔细，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关键。您看到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我们师目前扫盲工作最薄弱、最难啃的几块骨头。它们无法代表全师的整体水平，但它们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流动教学和集中扫盲结合起来。”
她帆布包里拿出几本厚厚的用针线粗糙装订的大册子，封面上用毛笔写着《XX团扫盲对象名册及进度跟踪》，纸张泛黄，边缘磨损得厉害。
“这是我们开展扫盲工作之初，带着各连队文书、卫生员、甚至识字家属，花了两个多月，一个一个连队、一片一片牧区跑出来，登记造册的原始名册。”舒染将其中一本最厚的推到桌子中央，“全师八千七百六十三名扫盲对象，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所属连队或牧区、初始文化程度，都在这上面。”
郑组长挑了挑眉，示意她继续。
舒染又拿出另外几本稍新但同样厚实的册子。“这是后续的《学习进度跟踪册》和《初步考核记录》。我们不像正规学校，没有试卷。我们的考核，就是由连队干部、扫盲□□或指定的考核员，拿着这些册子，对照名册，随机抽查认读常用字、书写姓名、计算简单的算术题。通过的，就在后面打钩，签名确认。”
她翻开一页，指给郑组长看。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后面跟着简单的日期和打钩，考核员签名各异，笔迹稚嫩或老练皆有。
“您说的那几个薄弱点，情况特殊，进度缓慢，它们的达标人数，确实远远拉低了整体平均值。”舒染话锋一转，“但是，我们师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扫盲对象，集中在各团部驻地、基础较好的老连队和农场。这些地方，我们依托连部礼堂、食堂、甚至仓库，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中扫盲班，师资相对稳定，学员出勤率高。”
她迅速翻到名册的另外部分，指向那些打钩密集的区域。“比如X团畜牧连，扫盲对象二百一十五人，目前通过初步考核的一百八十九人；Y团农场，对象一百七十人，通过一百五十三人……这些才是我们达标人数的大头。”
为了证明这不是空口白话，舒染又从包里拿出几个用麻绳捆着的旧报纸卷，打开，里面是大量字迹各异的纸条。
“这是我们从这些集中扫盲班随机收集的部分考核便条。有让写家庭成员名字的，有让计算一天工分的，有让认读一段简单通知的。”
她把纸条摊开，虽然字迹歪斜，但内容清晰可辨，后面也大多有考核人的简单签名和日期。
“我们的扫盲标准不高，就是‘四会’：会认三百个常用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会进行百以内的加减法，能看懂简单的便条和工分票。”
舒染看着郑组长，“这个标准，对于有固定学习时间和环境的集中扫盲对象来说，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学习，大部分人是能够达到的。而这部分人，占了我们扫盲对象的绝大多数。”
她指向那几本厚重的原始名册和跟踪册：“您怀疑数据有水分是正常的。这些原始记录都在这里，名册、跟踪记录、甚至部分考核便条，都对应得上。您可以随时抽样核对。我们不敢说一个不漏，一个不差，但这百分之六十三，是基于这些名字，一个一个跟踪、记录、考核，汇总上来的。这里面，有在集中扫盲班快速进步的职工，也有在牧区教学点艰难前行的牧民。我们报上去的，不是凭空想象的数字，是这全师努力脱盲的缩影。”
舒染最后拿起那份上级下发的参考表说：“郑组长，扫盲工作，就像撒网捕鱼。我们师这张网，有的地方网眼密，捞得快；有的地方网眼疏，甚至破了洞，比如红星岩，捞得慢，甚至漏鱼。但我们不能因为几个破洞，就否定整张网捞上来的鱼。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把洞补上，同时，也要如实汇报我们已经捞上来的成果。”
她说完没人再说话，整个会议室的气氛有些微妙。
郑组长翻着名册，也不说话。
舒染知道这个郑组长并不会那么轻易被说服，但一想到自己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大量心血不能付之东流，索性豁出去了。
“郑组长，各位领导，”她合上笔记本，“回到您最初的疑虑。我想说，数字本身是真实的，它是我们根据各团各连队初步考核汇总上来的。但它也许不能完全反映您昨天看到的，那些最艰苦、最边远角落的情况。”
她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舒染拿起一本封皮模糊的笔记本翻开：“这是我们最早设点时，记录的学员名单。当时，能来听课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五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是他们的签到，最开始只会按手印，或者画圈。”
她将本子推向桌子中央，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圆圈和模糊的指印。
“这是三个月后，同样这些人，开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字很难看，但他们在学。”
她又拿起另一叠大小不一、纸张各异的作业本碎片，有些甚至是烟盒纸、旧报纸的边角。
“这是不同时期，不同学员的作业。领导们可以看看，字迹从完全无法辨认，到逐渐工整；从只会抄写，到能写简单的句子。”
她一张张地展示着。
“您昨天去的牧区点，姜咏红老师那里，条件确实简陋。但就是在那个漏风的土坯房里，十二个牧民和他们的孩子，现在基本都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看懂连队发的简单通知。对他们来说，对于祖国的扫盲精神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舒染看向郑组长：“我们报上去的百分之六十三，就意味着全师有成千上万个原本一字不识的人，现在达到了脱盲的标准。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从无到有的转变。”
她看着统计组每一位成员：“扫盲工作，在边疆，尤其是在牧区和偏远连队，它不是一项可以快速量产的政绩工程。它更像是在戈壁滩上种树，一锹一锹地挖坑，一棵一棵地浇水，进展缓慢，甚至随时可能因为一场风沙就前功尽弃。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棵树都能成活，但我们呈报的数字，是那些已经扎下根、抽出芽的树苗。它们可能还很矮小，但它们活着，在长。它们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她最后拿起一份她自己手绘的标注着各教学点位置和进展的地图：“我们边疆域辽阔，情况复杂。有些地方成效显著，比如一些基础好的老连队；有些地方，就像红星岩，因为各种原因，步履维艰，甚至暂时停滞。我们不敢隐瞒困难，也从未停止努力。这份汇总数据，是我们基于现有条件下，能做到的最真实的统计。它可能不完美，但它代表了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和路上那些点点滴滴的变化。”
会议室里依旧是一片沉默。
郑组长拿起一份边缘卷曲的作业本看了很久。那上面，封皮上写着一个叫少数民族的名字，封皮里面用铅笔反复写着“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孙处长皱了皱眉，这个时候谁来打扰？他刚想说“等等”，舒染却开口道：“处长，可能是畜牧连那边送材料的人来了，我昨天让他们顺便带点东西过来。”
孙处长有些疑惑，但看到舒染平静的眼神，还是扬声道：“进来。”
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是连队的文书，而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少数民族少年。他手里攥着一个笔记本，神情紧张。
是阿迪力。
统计组的人都有些意外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舒染走到阿迪力身边，对郑组长介绍道：“郑组长，这位是阿迪力，来自畜牧连附近的牧区，是我们启明小学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我们扫盲工作的受益者。”
阿迪力悄悄吸了一口气，按照舒染之前悄悄嘱咐他的，走到会议桌前，先是对着各位领导鞠了一躬，然后举起了手中的笔记本。
“领导们……我是阿迪力。”他用清晰流利的汉语说道，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但努力保持着镇定，“我以前，只懂放羊，汉字一个都不认识。”
他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是歪歪扭扭的“阿迪力”三个字，后面几页是简单的数字和“羊”、“马”、“草”等字样，笔迹幼稚。“舒老师教我写名字、认字。”
他继续往后翻，笔记本上的字迹逐渐变得工整了些，开始出现短句，夹杂着一些拼音和简笔画。“我知道学习有用的。慢慢的我能看懂连队的通知。”
然后，他翻到了最近几页，上面不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用条理清晰的文字，记录着一些牲畜的常见症状和对应的药物名称、用量，旁边还画着简单的示意图。
“现在，我跟着连队兽医站的刘技术员学习。”阿迪力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骄傲，“能看懂药瓶子上的字。能帮忙记病历。刘技术员说我学得好，以后能当兽医。”
他合上笔记本，看着郑组长，眼神坚定：“学习让我不再是放羊娃。我能做更多事。我们牧区很多娃娃都想学。”
阿迪力的话，以及他手中那本记录着他从文盲到能协助兽医工作的笔记本，和他眼神里焕发出的光彩，比任何华丽的汇报都更有力量。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因扫盲工作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例子。
舒染适时地开口：“郑组长，数据是冷的，但人是活的。阿迪力只是我们帮助的数千个扫盲对象中的一个。我觉得扫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数字变得好看，更在于让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孩子，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郑组长站起身，绕过会议桌走到阿迪力面前，拍了拍阿迪力的肩膀上，“好！好小子！”
“舒染同志，”郑组长的声音比刚才缓和了许多，“你举的这些例子很宝贵，比报表上的数字更有说服力。”
他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面向所有工作组人说：“我们搞统计，不是为了揪住数字上的小数点不放，归根结底，是要看这项工作，到底给群众带来了什么。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困难，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困难背后具体人的努力和变化。”
他转而对孙处长说：“孙处长，你们的工作，有不足，有困难，但也有亮点有成效。特别是这种深入基层的做法值得肯定。扫盲工作，尤其是在边疆，急不得，但也慢不得。要的，就是这份扎实和耐心。”
孙处长悄悄舒了口气，连忙点头：“是，是，郑组长批评得对，我们一定改进，一定更加扎实！”
座谈会的后半程，气氛明显松弛下来。统计组开始更细致地询问一些具体教学方法和物资保障问题，舒染和孙处长一一作答。
会议结束时，郑组长特意走到舒染面前，看着她眼下的疲惫，语气缓和：“舒染同志，辛苦了。回去把你们这些原始记录，挑一些有代表性的，整理一份简要说明，附在汇报材料后面。我们要带回去研究。”
“是，郑组长。”舒染点头，心里那块悬着的巨石终于落下了一半。
她知道，这一关算是险险地过了。但统计组最终的结论如何，上面会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舒染走出会议室，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她下意识地望向师部大院门口的方向，空荡荡的。